在2012年的第六十二屆柏林電影節上，一部獨特的意大利電影《凱撒必須死》脫穎而出，獲得了最佳影片的金熊獎。為何說它「獨特」？是因為這部影片的演員非但不是職業演員，還是來自羅馬一所監獄的在押囚犯，而且不乏走私毒品、參與黑手黨等罪名的重刑犯。在電影節公映時，本片成了唯一一部沒有任何演員到場的作品。那么，這部如此具有傳奇色彩的電影是怎么來的呢？ 本片導演維托利奧·塔維安尼和保羅·塔維安尼兄弟出生于上世紀三十年代，親歷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的發展過程。雖然這一運動的持續時間不長，卻是一次從內容到形式的美學革命，改變了歐洲與美國電影的力量對比，對世界電影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新現實主義電影有什么特征？簡言之便是「注重現實，返璞歸真」。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代表人物柴伐梯尼曾說過：真正的影片應當把眼光放在日常的普通事件上，而不應該把它編在一塊兒，搞成什么說明、進展、高潮。把這些事情按其本來面目表現出來，就可以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在我們的生活中，每一個細小的事件都是一個金礦，你只要往下挖掘，是取之不盡的。藝術家的人物，并不是去激起人們對虛構的故事的同情或憎恨，這個沒有意義，而是要使他們根據真實事物的本來面貌來進行思考，這才是編劇的目的。 可以說，塔維安尼兄弟很好的繼承了新現實主義的主旨。拍攝這部電影的契機來源于他們曾看過一次囚犯的表演，并想對他們的生活狀態進行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導演以莎翁名劇《尤里烏斯·凱撒》為藍本，圍繞著「凱撒之死」這一事件重新創作，讓囚犯們不僅講述了莎翁的故事，同時也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顯然，《凱撒必須死》的「獨特」首先體現在敘事上。它涉及到了四個層面的文本，亦即歷史層面、史學層面、戲劇層面以及電影層面。從真實事件到史書記載、再到戲劇和電影的改編。在多重文本的穿插互動過程中，原本高高在上的名著變得更加通俗大眾化。導演利用色彩分割、時空轉換、平行交叉和蒙太奇的手段，建立起了一個多重文本疊加的「戲中戲」結構。

在「排戲」與「演戲」這兩條平行交叉的線索中。時而是彩色的、倒序的「演戲」，時而是黑白的、順序的「排戲」。前者是劇情式的，后者是紀錄式的。囚犯們既是在演自己，又是在演《尤里烏斯·凱撒》中的角色。導演將監獄與舞臺、囚犯與演員等元素融合、剪輯，消弭了劇情與紀錄的界限，用近乎白描的形式巧妙地對接了歷史和現實，以新現實主義電影奉行的「真實」美學，展示了莎翁劇作超越時空的魅力。 另一方面，影片的「獨特」又體現在藝術感染力上。《尤里烏斯·凱撒》本身便是典型的性格悲劇，而當囚犯們在呈現「友情」、「背叛」、「暴力」等戲碼時還多少附帶著現代世俗悲劇的意味。正如導演之一的維托利奧·塔維安尼所說：「凱撒的經歷就是他們的經歷，他們平時的對話也總是有關背叛、謀殺，他們都有過戲劇化的人生。」特別是影片開頭與結尾囚犯們被押送回牢房的場景，監獄空間的局促與囚犯們在舞臺上出色的表演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雖然演出大獲成功，但終將回歸現實，為影片平添了一股蒼涼的歷史縱深感。

影片的末尾，回到牢房的囚犯之一、被判終身監禁的柯西莫·雷加顯得無比落寞，對著鏡頭說道：「自從我發現了什么是藝術，這間牢房對我而言就真的變成了監獄。」可見藝術是心靈自由的通途，是人們自我救贖之道。走上舞臺的囚犯領悟到了藝術之美，回到四壁鐵窗的監牢，殘酷的落差讓他們意識到監獄才是禁錮靈魂的地獄。另一名囚犯薩爾瓦托雷·斯特里亞諾出獄后成了一位真正的演員，在談到拍攝本片的感受時，他認為這段經歷對他的啟發很大，讓他想明白了發生在監獄里的事，是導演們送給他最珍貴的禮物。 柴伐梯尼曾言道：「電影只有在它能夠提供它的那個時代的事件和集體性悲劇的意義時，才能成為一種藝術的表現手段，一種人類和社會的通用語言。」《凱撒必須死》沒有渲染犯人的罪行，而是從社會學意義上借古說今，探討人性禁錮的命題，或許便是藝術的真諦所在。而從藝術的教育改造角度來說，囚犯們感受到了藝術帶給他們的又一次生命，發現了更加真實的自我，明確了人生的方向，也不失為一種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