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ll get dressed for Bill”。美版《Vogue》女魔頭安娜?溫圖爾口中的Bill就是Bill Cunningham。他第一次拍女魔頭時，溫圖爾還只是個19歲的小仙童；而時尚老妖精安娜?皮亞姬在還是小妖怪的七十年代，就已開始被Bill跟拍，美國一代名媛布魯克.阿斯特100歲生日時，請他來拍壽宴。但是他并不在意所謂的名人或者社會標簽，他只在意有趣的衣裳，如果 凱瑟琳?德納芙未穿夠意思的衣服，他不會動一下食指；1978年的紐約街頭，他被一件肩部剪裁極其特別的海貍皮大衣深深吸引，他一拍再拍那件大衣，根本沒有注意到那個衣服里的人，她是格麗泰.嘉寶。這位81歲紐約街拍殿堂級老伯，騎著他攝影生涯以來的第28輛Schwinn 自行車，每天輾轉在紐約大街小巷，用怪老伯的姿態抓拍著街上的霓裳瞬間，即使被人罵：“別拍我們！當心砸斷你的相機。”他照例骨頭很輕地嘻嘻一笑，因為即使被罵了，他覺得那個食指動得值得。他的攝影價值體系的核心只有一個詞：有趣。老Bill在《紐約時報》上有兩個圖片專欄，一個叫“On the Street”,通過紐約街拍捕捉時尚風潮；另一個叫 “Evening Hours”，拍攝為紐約文化生活所舉行的各種慈善晚宴派對的情形。他每日啃完三塊錢的早餐三明治就匆匆上街，晚上則隨便吃些中式快餐，就趕到派對夜場，捕捉紐約瞬間即逝的美肖像，他可不懂追潮流，因為他干這行就是創造潮流的。女魔頭曾說，同坐在一個秀場，他總能捕捉到大家誰都沒有在意的東西，結果六個月后，那玩意兒就火了。以低調聞名的他拒絕出版，拒絕辦展覽，拒絕發表公眾演說，并非傲慢，只因謙恭。兩個曾和他同在《紐約時報》共事的紐約客用8年時間終說服他配合拍了部關于他的紀錄片《Bill Cunningham New York》，三月底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首映。紀錄片耗時兩年，用一架小HD機器，導演加攝像師兩人小團隊，因為拍攝對象夠壓場，完全不用其他配飾。下次如果你在第五大道 和57街路口的四角看到一個身穿藍色老布衣服，好像倉庫保管員一樣的老頭騎在自行車上時還不忘咔嚓一下，那么你這就是撞上了老Bill。他那件被時尚人士稱為很時髦的藍色老布衣服從勞防用品店買來的，價值$20,本是巴黎街道清潔人員制服，覺得又耐穿又夠多口袋，他每半年去巴黎一次就補一下貨,就連08年去巴黎接受法國藝術及文學勛章時，也穿那一件，下配嗶嘰色卡其褲。如果下雨，頂多外罩一件貼滿黑色膠布的塑料破雨衣。Bill的身世始終是個謎，對于一切講究出身來歷的紐約客，他身上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只知道他來自波士頓附近，從哈佛退學，先做帽子設計師，瑪麗蓮夢露，瓊克勞馥特不時要到他的帽子作坊兜一圈，不過老頭子嘟噥著說，我對她們不怎么感興趣，她們不夠時髦。六十年代美國女人漸漸不再戴帽子了，他開始轉而為報紙撰寫時尚專欄，拍照一開始只是為配合采訪所作下的圖像筆記，后來文字漸漸退出，圖片成為主打。他住了50年的寓所在曼哈頓中城卡內基音樂廳樓上間小屋子，導演說服了三個月終于讓他打開了家門，眼前所見的確如傳說般的令人震驚：整個房間沒有桌椅，每寸空間疊著鐵皮的檔案柜，內里裝著他拍的所有照片的底片，檔案柜上則是一疊疊的書，時刻等待著傾倒。一張小小的單人床墊支在木板上，下面墊著塑料牛奶筐，幾件襯衫掛在文件柜的把手上，這就是他的衣柜。屋里沒有廚房，也沒有衛生間，他說要這些多余的空間干嗎？讓你好有多兩間房間打掃嗎？他經濟不富裕嗎？可是他卻拒絕了Detail雜志歷年的稿費支票，因為這是一份有樂趣的兼職。他在采訪中只說自己來自一個普通的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父親性格開朗，母親拘謹，他們不希望他進時尚界，害怕他過于迷戀那些女里女氣的東西。“他們是害羞的人，”一邊說，一邊緩緩地從一個陳舊的紐約時報信封里拿出一粒保心丸塞進嘴里。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個冒牌貨，不是什么攝影師,因為他自己懂得，相機只是工具，攝影是手段，而他真正要呈現的，只是過去半個世紀里，耐心地用膠片，將紐約的時尚和社會生活巧妙縫合在一起的那幅歲月風情卷軸畫。那么，如果一定要冠名的話，姑且稱他為一個紐約流行文化的人類學者。盡管，他對命名毫不在意。他相信有誠意的報道者應該是匿名和無形的。可不要對他說你是傳奇或者Icon什么的，那只是為了滿足我們敘述者的虛榮心而已。他只在電話里用帶著濃重波士頓口音介紹自己說：嗨，我就是那個騎腳踏車的男人。另：這部為他立傳的紀錄片，老比爾本人并沒有看過，他參加了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首映式，當然主要目的也是拍照，接著就匆匆踩著自行車離開了，因為他當晚還有另兩個場子需要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