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6集短片，《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改編自瑞典暢銷小說《謊言之家》，看名字就容易引發偏見與歧義。將社會事件回歸家庭問題，需要闡明的是：原生家庭的不完美，不是孩子的原罪。 19歲少女（斯黛拉）迷戀34歲男子，被控因愛生恨持刀殺人。牧師父親出庭作偽證，律師母親知法犯法：請情人為罪女辯護、私闖檢察官辦公室偷拍卷宗、銷毀證據干擾司法程序……女孩最終疑罪從無。法律程序，只講證據，不談三觀。 案件的真相沒有懸疑，斯黛拉就是真兇。但在社會的保護機制、法律的程序框架下，回歸原生家庭，深入剖析一個少女初入社會犯的錯與罪，劇本最終完成了對一個迷途少女的救贖、對一個三口之家的修復。 法律存在漏洞，父母的愛也存在盲區。罪與罰，自有律法邊界。但是面對子女的過錯，父母之愛可能既無底線也不講原則，甚至會嘗試反常的探索、突破隱晦的邊界。劇中的父母在女兒被捕之后，竭力表達愛、愧疚與責任，全力給予孩子正面的支撐，讓家庭成為真正的避風港。

早在15歲時，女孩與男伴外出游玩，歸來自稱被迫發生性關系。律師母親拒不報警，牧師父親也選擇了隱忍。一家人從此有了裂痕。

小家庭展現大的社會面。清冷的北歐色調，不僅深化了懸疑的味道，更能激發觀眾的冷靜思考。 比如，牧師父親和律師母親組成的高知家庭，獨生女不上大學，19歲就成為一名普通的服務員，父母仍然相信她會擁有非常美好的人生。家庭的寬容度映射出社會的包容性。

《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一家三口，看似美好的原生家庭，平靜的表面暗流涌動。

沒有學歷卷態，沒有職業歧視。在故事發生地的語境中，這只是最不值一提的常態。還有相對成熟的女性保護、青少年保護體系，以及青少年涉案問題的心理呵護與創傷修復，包括探討我們應該怎樣教育子女、預防青少年犯罪、保護弱勢群體，怎樣面對感情破裂、修復親密關系……等等這些，才是劇情的人文內核。 如果說，嫌犯家屬對于檢方破案的干擾，出于父母保護孩子的人之常情。那么，心理專家對司法程序的干預，則投遞著社會對青少年等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即便在這樣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弱勢群體仍然面臨一些普遍的困境。比如，律師媽媽曾經反對為遭受性侵的女兒報警，因為證據不足、流言蜚語、二次傷害等種種在此類案件中不利于女孩的因素，父親也選擇了妥協。為此，女孩開始有了心結，她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長期耿耿于懷。 但是，劇情更在于強調：你在青少年時期犯的很多錯誤，通常都不是你自己的錯。通過少女的種種過錯，回歸家庭本身、回溯問題本源，教我們思考應該如何教育和保護孩子、怎樣成為合格的父母、怎么塑造一個基本正常的家庭。

斯黛拉

年輕不懂愛情 牧師父親工作繁忙，律師母親出軌同行，還有酗酒的嗜好。性侵事件后，心理的隔閡妨礙了正當的家庭溝通。父母都以自己的方式愛著孩子，但是他們不健康的婚姻，很難教會斯黛拉真正讀懂愛情。 原本就是青春懵懂時期，感受到異性的吸引，就容易以為這是愛情。第一次做了不正確的事，男女雙方都有錯，錯在他們心智不那么健全、認知不太正確。 青少年是一個犯錯應該被寬恕原諒、需要被引導教育的群體。劇情鋪陳的是：作為家長，應當承擔孩子犯下這些錯誤的主要責任。

15歲的斯黛拉與男子在海邊度假，初嘗青春期的美好與迷茫。

弱者不懂拒絕 因為被吸引，斯黛拉就會主動靠近男生。她的一些列行為被我們的觀眾推上道德的高地，被批判、被否定、被質疑。但這也是懵懂少女的單純天性與人之常情。 原本就受過傷害、遭受父母的批判與否定。斯黛拉的心智并沒有伴隨年齡的增長而強大。脆弱的盲區在迷戀的情緒里被放大，她更加不懂得拒絕，比如男方提出拍攝不雅照。她不懂愛情，不懂拒絕，擇偶的運氣和眼光也都不算好。 女孩唯唯諾諾的樣子，即便表現出了不愿意，在旁觀者眼里，那就是順從，如她15歲那年一樣。她內心的不愿意，在法律的審判體系，毫無反抗痕跡。

19歲的斯黛拉，在酒吧門口主動搭訕克里斯，后續多次留宿他家

覺醒但反應過激 面對克里斯前女友好心勸分，直指男方的種種惡行，斯黛拉起初還是情緒上頭，反認對方是因嫉妒惡意抹黑。 直到親眼看到克里斯性侵表姐，持刀威脅表姐。她才體現出勇氣和判斷力，用防狼噴霧和手電筒攻擊了克里斯，救護表姐。少女的內心，具備正義與善良。 克里斯持刀追擊，意外摔倒。斯黛拉沒有選擇逃離，而是撿起兇器對他連扎5刀。發生這種超越防衛本能的過激行為，表姐替她藏起了作案工具，為她保守秘密，同樣突破了法律的邊界。

表姐也是受害人，斯黛拉救了她，她也和斯黛拉母親達成一致，對抗檢方的指控。

父母以愛之名 逆流而行 “我們都對不起斯黛拉，這可能毀了她原本美好的一生?！迸畠罕豢刂\殺，遭檢方逮捕，父母抱頭痛哭。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決定全力彌補，幫斯黛拉洗脫嫌疑。 在沒有時間串供的情況下，感情破裂的父母體現出感人的默契。律師母親伺機銷毀證物，牧師父親撒謊作偽證。兩人分別利用職務之便，違背職業初衷，不同程度地干擾司法程序。他們在法律的漏洞面前，摸黑逆流而行，彼此心照不宣。 與此同時，母親主動結束婚外情，原本提出離婚的丈夫選擇了原諒。夫妻感情重歸于好。 夫妻成為彼此的支撐，父母成為孩子的守護神，家庭成為少女的避風港。這才是回歸原生家庭的本來意義。

斯黛拉的母親，精英律師、法學教授

成年人就要承擔負責 前面說，年少無知犯的錯，通常都不是青少年自己的錯。 但是，成年人犯錯，卻要付出家庭破裂的代價，比如斯黛拉的父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比如本案死者克里斯。 事發后，斯黛拉的父母硬核執行愛護女兒的職責?？死锼棺鳛槟觊L斯黛拉15歲的成年男子，不論是走進戀情還是婚姻，都應該更加懂得責任所在。包括對女孩用藥、拍攝不雅照片、性侵并持刀威脅斯黛拉的表姐、對前任施暴……等種種作為，他都應該自行擔責。編劇直接把他寫死了，好像很多人對此都沒意見的。

19歲成人禮后，斯黛拉在酒吧門口主動認識了克里斯。一個曾被前任指控劣跡斑斑的污點青年，年長她15歲。

蓋棺不必定論 案件終審，但是蓋棺不必定論。 目睹克里斯的惡劣面目，誠然，很多觀眾認為他死有余辜。 受害者無需完美，施暴者就是有罪。 因為沒有偏見與特權，在一定程度上，法律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有力武器。 男性觀眾看完這部短劇，可能觀感體驗不太好。這也側面說明，一個文明化程度越高的社會，對于女性等弱勢群體更包容、更友好吧。 本案發生地，司法程序中，對于青少年嫌疑人的尊重與保護體系相當成熟。相信這種相當充分的人文關懷，通過屏幕傳遞進了每個觀眾的心里。 “非自愿性癱瘓”，不意味著不愿反抗，如果律師母親提供的專業支撐有力幫助女兒免除牢獄之災，那么心理學家提供的專業支撐，則真正將女孩解救于精神的牢籠。 不要讓15歲的錯誤困住你19歲的腳步，希望我們每個孩子都能平安順遂地長大，獲得心智與年齡基本相匹配的認知與成熟、能力和擔當。 斯黛拉疑罪從無、當庭釋放，但我們深知沒有隨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 律師和牧師，利用強大的人脈資源、職業背景、專業知識干擾司法程序，探索法律的漏洞，在知法犯法的過程中，在恐懼、慌張、局促不安的狀態下，依舊膽大心細，兩人都有有專業的知識支撐、更有強大的精神力量與之抗衡。 對孩子一致的愛與責任，化解了夫妻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劇情推動夫妻重歸于好的契機，松綁了傳統家庭觀里“為了孩子不離婚”的道德枷鎖，更具教化意義。

斯黛拉的父親，這張劇照突出強調他作為牧師的身份。職業背景也是道德的框架，但這無法約束一個父親對于女兒的愛。

律師和牧師，在公允的價值觀面前，履行為人父母的職責，共同捍衛小家庭的利益、保護孩子的安全。個人意志不能凌駕于司法至上。但是，父母之愛可以突破倫理綱常的教義、打破法律的邊界。 在現代庭審制度里，我們也有很多律師利用專業的知識鉆研法律的漏洞、時常為有罪之人辯白。因此能說：他們不尊重、不敬畏法律嗎？有些道理不是非黑即白。 斯黛拉的父母是普通家庭的頂配，父母全力營救她的作為，也讓原生家庭的意義得到回歸。不論外界的紛爭如何，這個家庭的夫妻關系、母女關系、父女關系都得到了修復，少女也獲得救贖。作為一個被全力拯救的孩子，真正長大成人。 我們被教育學法懂法知法守法，對于這個《謊言之家》，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們最好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去審判這一家……我們說，家不是講理的地方，他們甚至不講法。 蓋棺不能定論。這些不能化解的爭議，卻可以轉化很多不同的思考。 即便爭議支離破碎，但有時候，允許爭議、包容爭議，或許可以拼湊出價值觀不同但卻相對完整的、思想包容文明進步的社會。

斯黛拉的辯護律師（左），是她母親的出軌對象

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每個人都在執行一些反常的動作。因為，此前一些看似正常的行為，引發了極其非常的后果。想到《毒舌律師》說的common sense（人之常情），雖然這是兩種語境。 關于女性成長、青少年保護、男女關系、家庭關系、子女教育、道德與法律……劇情引發的討論空間、思考的深度與廣度，才是文藝作品具備更加深遠的意義。不管你們怎么看，我喜歡這個故事、喜歡這種表達方式。

阿爾貝·加繆

如果很多觀眾看完都罵“毀三觀”，我勉強搬出“荒誕大神”阿爾貝·加繆出面擋槍———————— 《一個近乎正常的家庭》，故事的發生地瑞典，曾為“荒誕哲學”代表人阿爾貝·加繆頒發諾貝爾文學獎?！?strong>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這是人們可以明確說出的表述。但是，荒誕是這一不合理性與人的心靈深處所呼喚的對理性的強烈要求的對立?！边@是加繆對于“荒誕哲學”的表述與見解。 “我信仰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要保衛我的母親。 ”在普世的價值觀里，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大義滅親”，如果忠孝難兩全，我們要大公無私。一位擁有眾多讀者粉絲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卻因為將“母親”與“正義”對比而飽受質疑。他后來補充的解釋是—— “當一個人的家庭處于死之危殆，他會希望把一種更強烈的寬容和正直感注入家庭之中。人在致命的危險之下，會產生與家庭團結一致的感覺，希望他的家庭至少能幸免于難?！奔涌娺€說，正義產生于愛。 愛是真正的奢侈品。即便加繆生于貧窮與戰爭。幼年喪父，在困苦的環境中，聾啞人母親仍然為他提供美好的童年生活和豐富的精神世界。他是貧瘠土地里成長起來的精神貴族，“家庭給予的愛與教誨，足以受用一生，貧窮激發了我的才華、激勵我創作。”他以筆為戈，對抗所處時代的戰爭與罪惡。 只是，這個從殖民地走進法國上流文藝圈的“筆桿子”，拒絕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請愿書上簽字。與其被迫淪為“夾心餅干”，他主動選擇成為《局外人》，不論《反與正》。面對宏大的時代議題與歷史圖景，回歸家庭與母親。很多名流都希望通過參與公共事件獲取公眾美譽，加繆一如既往延續“荒誕”，沉默的箴言，無限放大外界的爭議空間。 他是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生前身后，他都不愿放大虛名，加繆子女也很好地延續了他的這一精神。 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高度認可了加繆的良知道德與文學才華，“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打破了加繆的經濟困境，他在鄉村買了一座房子，卻在去往新家的途中車禍身亡。死后葬在寂寂無名的公墓里，沒有紀念碑，沒有墓志銘，他堅持與“與人數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這個生于阿爾及利亞的孩子，也算是回應了生前最大的爭議—— 在文學盛名的巔峰，為了保護母親，作家不愿提筆。 加繆荒誕地逝去，永遠地睡去。他的文字，卻從筆端，透過紙面，喚醒愛。致敬苦難里的文學斗士，名利場的精神貴族，一個高貴的、埋頭寫字的人。

加繆

正如他的諾貝爾獲獎感言：今天的作家不應為制造歷史的人服務，而要為承受歷史的人服務，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強大到不負這一使命。在作家漫長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騰達也好，在暴君的鐵牢中也好，能自在發出聲音時也好，只要他盡力做到為真理服務，為自由服務，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機的集體情感和支撐。作家職業的高貴，永遠植根在兩種艱難的介入中：拒絕謊言，反抗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