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耐觀影記者發自威尼斯電影節的前線報道。 白噪音——一種功率譜密度為常數的隨機過程，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而又無時不刻被我們忽略。諾亞·鮑姆巴赫的新片《白噪音》改編自1985年出版的同名小說，用戲謔的口吻調侃著繁榮表象下、置身于諸多共同構成“白噪音”的社會事件中，人們內心的種種焦慮與不安。這樣的焦慮，不徐不疾地反作用于自身，推動著世界向某一個方向義無反顧地前進——進步或毀滅。 影片以好萊塢的輝煌作為開端，伴隨著八十年代里根“星球大戰”軍備計劃，彼時的美國充滿樂觀主義。與此同時，遙遠的天邊也緩緩飄來一朵名為“后現代主義”的烏云。在媒體權力、公共討論完全被廣播、電視顛覆后，整個社會對于話語權的渴望是如此強烈，以至于真實本身早已不如數字信號更加真實。這也是片中一家人在討論近在遲尺的災害時無法互相理解對方觀點的根本原因——人們開始只相信自己所愿意承認的事實，而這一信念自始至終被高階的權力體系把握著：不管是父親Jack選擇更愿意代表自然科學的望遠鏡，還是年輕的孩子Heinrich更容易被權威媒體吸引，在后現代的語境下不過是兩種不同的選擇。 在每個即將誕生戲劇沖突的節點，導演都用快速到令人煩躁的剪輯和近乎“噪音”一般的無意義臺詞將觀眾拖拽出已有的權力言說結構，消解其中我們所熟稔的定義與概念。這樣的用意有些時候過于明顯，甚至刻意強調了“deja vu”，到了只差把與“疫情”關聯的的各種新千年語匯加入臺詞中的地步。這樣做的用意倒也頗是可以理解，看似歷經大起大落的人類社會四十多年，或許只是白噪音頻譜中毫無新意、即將被重復的一小段。當觀眾愈發熱衷于在屏幕上一遍遍觀看飛機墜毀的場面，好萊塢也投其所好，將車禍場景拍得神乎其技，無所不用其極。媒體時代，電視中的畫面比現實更能代表真實。比起現場，人們寧愿觀看電視，并且它足夠容易被操縱，同時滿足了觀看者與生產者的雙方需求。 消費主義的衍生品被大量拿來重塑知識結構，知識結構又反哺著孕育著一切的體系結構。主角Jack作為研究納粹主義的北美學界新星，德語水平卻連第一人稱都分不清，只能在學術演講前參加一對一授課。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設定，在今天看來卻并不違和，仿佛這在我們印象中的八十年代美國中西部便是理所應當。正如利用違禁藥品來緩解焦慮的被符號化的女性、或是在特寫鏡頭前炫耀象征男性權力的左輪手槍，這樣的美國令人再熟悉不過。當然，消退記憶力所伴隨的行為舉止，和抽屜中無數精悍短小的暴力器具，再一次強烈嘲諷了這樣的文化。 整部影片都圍繞幾個普通卻又有象征意義的關鍵詞展開，比如諷刺男性權力的“電梯”、把某宗教領袖和精神類違禁藥品作諧音的“Dylarama”，以及無處不在卻始終未曾發生的“死亡”。當富足的生活成為他們的“白噪音”，無意義開始替代疲憊感，成為生命中新的空虛，填補了死亡本所占據的高維空間。從始至終作為夫妻二人間話題核心的死亡，在不同于社會層面的個人意義上，正如丈夫Jack在大學課堂中所教授的話語權一般，脫離了集體的話語結構便不成其所是。當我們在開篇都誤以為夫妻二人在調情、思考誰的死亡會更晚到來時，他們實在是在親密關系中分享著彼此深層的存在焦慮。 當災難來臨，一家人逃離高速路上象征固化言說結構的車流，穿進密林冒險，他們之間的張力也緩和了許多。在改變生活的災害剛結束后，一家人會短暫驚愕：世界還會好嗎？他們會發現內心深處，自己開始質疑宗教不再虔誠，愛情不再純潔。可最終，當一切風平浪靜之后，這樣的情緒迅速消失在巨大超市中，成為拿著無數不同商品翩翩起舞的愜意與荒誕。通篇充斥的反諷延續了鮑姆巴赫的一貫風格，卻也不失在《婚姻生活》中所表現出的細膩情感。 然而導演本身的言說體系中終究還是充滿了許多空白，枝葉繁茂的大樹下根系并不完整，這樣跳脫傳統框架、有時過于神經質的影片注定讓一些人難以接受。然而，出色的聲畫技術，給這部披著文藝片外衣的商業片增添了更多“可看性”：適時的配樂、快速剪輯與故事結構滿足著當代觀眾對于一部“好看”電影的要求。這些都不禁讓人想起那些穿插在影片初始時、有些突兀的納粹歷史影像與好萊塢車禍片段剪輯——這些時代的注腳定義著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被允許觀看的，并以權力結構為支撐，強調著不同觀看方式的正確性。導演或許本無此意，但影片最終卻完美地完成了一部反諷作品所應有的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