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谷歌來的真實事件經過，刊載在一個名叫“ 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網站上，網址：https://www.sahistory.org.za/article/silverton-siege。 1980年1月25日，三名MK骨干成員——斯蒂芬·馬福科（Stephen Mafoko）、漢弗萊·馬胡波（Humphrey Makhubo）和威爾弗雷德·馬德拉（Wilfred Madela）——據稱正在前往馬梅洛迪附近瓦特羅的加油站執行MK計劃的破壞任務。在途中，“三義士”意識到他們被警方跟蹤。為了逃脫追捕，他們在比勒陀利亞西爾弗頓的大眾銀行的一家分行避難。他們在銀行劫持了25名平民作為人質，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與省長沃斯特會面，釋放納爾遜·曼德拉和一名名叫馬奇的男子，以及10萬蘭特現金和一架飛機，讓他們飛往馬普托。 經過了一系列談判，包括警方為MK骨干成員和人質供給了食物后，一支警察部隊沖進銀行，三名骨干成員全部被警方擊斃。兩名平民瓦萊麗·安德森和安娜·德克勒克在槍戰中喪生，另有許多人受傷。 據媒體報道，六小時的圍攻事件按時間順序展開如下： 12.00 – 1:15: 武裝的三義士進入了大眾銀行；目擊者對確切時間的描述各不相同。這些骨干成員劫持了銀行里的25名平民作為人質，并將他們轉移到一個角落的隔間里。 1:30 – 06:00: 由于圍攻的重點在一樓，上層的銀行工作人員設法逃離了大樓。然而，銀行會計安德烈·塞隆卻在后面躲藏了起來。 警方反恐小組成員進入附近的巴克萊銀行大樓。該團隊設置了監控設備，使他們能夠通過潛望鏡監控大眾銀行里發生的事情，并通過錄音機和麥克風記錄每個聲音。 上尉C.J.德斯瓦特和準將L.尼特林與三義士進行談判。 隨后，兩名人質獲釋，他們攜帶的筆記概述了三義士的要求。 三義士高唱自由之歌，以激昂品行和保持專注。 警方通過在一條三義士視線外的樓梯進入銀行地下室。他們建立了通向二樓和安德烈·塞隆處的通道。警方現在可以俯瞰劫持現場。 大約6.30： 警方似乎準備采取行動。警察局長Mike Geldenhuys將軍命令清理附近地區。 救護車靠近現場，一大群圍觀者被命令離開。 7.05: 第一聲槍聲響起。 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是MK骨干成員斯蒂芬·馬福科（Stephen Mafoko）在察覺到警察已經大樓里時開槍的，還是警察率先開槍的。 漢弗萊·馬胡波（Humphrey Makhubo）和威爾弗雷德·馬德拉（Wilfred Madela）很快被擊斃，但斯蒂芬·馬?？疲⊿tephen Mafoko）繼續朝警方開槍，并投擲手榴彈。出納員威利·格羅布勒抓住手榴彈，試圖把它扔出去。但手榴彈爆炸了，并造成人質受傷。 警察擊斃了斯蒂芬·馬福科（Stephen Mafoko）。三義士當場死亡。 傷者被緊急送往附近的H.F.Verwoard醫院。人質瓦萊麗·安德森當場死亡。人質安娜·德克勒克數小時后在醫院去世。 在圍城事件發生后的一個月里，警方逮捕了九名非國大成員。這九人都是6月16日支隊的成員，這一代MK新兵是1976年索韋托起義時招募的。 對于這樣一部電影，我沒辦法拋開真實的事件經過來談論、感受電影。也只有通過現實與想象的兩相比較，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電影的內涵和想法。從社會心理學，從“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角度去闡釋電影，顯然是錯誤的，這會幾乎完全消解事件中對抗的意義，雖然我在觀影過程中一直能夠感受到某種情緒的傳遞和彌漫，包括那種在真實事件中幾乎并不存在的“壯懷激烈”。 然而，我覺得這可能并不是我的錯。電影本身不制造，或者呈現這種“對抗”，電影只是渲染了“緊張”。它太想和現實和解，以致于我們在電影中幾乎看不到一個純粹的“壞人”、“壓迫者”、“種族主義者”、“既得利益的堅定維護者”，我們看到的、電影創造出來的角色好像都是可“教化”的，具有良善意愿的“被裹挾者”，能夠深刻地“自我反省者”。經意不經意地，電影模糊了事件雙方的對抗背景和價值取向，好像觀眾們都能夠自動地腦補出整本觀影指南。這種處理方式，我是不太贊同的，于現實而言，它不成立；于虛構而言，它落入了人道主義的簡單表象和俗套中去，使電影作為故事的功能大大減弱。 我不知道在真實事件中是否存在著叛徒。但是就電影而言，我覺得這個叛徒角色只是為了影片的整體張力平衡。如同克莉絲汀之于被劫持者，如同準將之于警察局隊長，叛徒之于三人小組的存在，只是刻意地制造某種懸念，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它只是為了讓電影有話可講。更深一層分析，叛徒與其余二人并無理念上的分歧，他不過是陷入了某種因外部因素導致的悖論中——不反抗，妻兒的生存條件無從改善；反抗，妻兒可能從此于其天人兩隔。我覺得叛徒這個角色是電影“不反抗”的明證：叛徒不反抗同伙，因為他們理念相同；叛徒不反抗被劫持者，因為他們不殺平民是他們的信條；叛徒也不反抗警察，因為警察掌握著他的家庭。叛徒的存在是一種妥協，既是電影中各方的妥協，也是電影創作者與現實的妥協。 白人警察隊長是個人道主義者。電影一開始的廠區圍捕中，他就指示圍捕人員不要開槍，要活口。在銀行大樓外，他又數次否決了強攻策略。他想保全所有。除了警察身份這個符號，電影沒有再就這個角色的背景作出任何交待。作為警察，緝捕違反犯罪分子，甚至平叛，是他的天然職責，然而，我很難想象在一個厲行種族政策的社會里，警察會對黑人犯罪分子行軟弱之事。警察也許并非不可教化，只是在這樣的電影里被“教化”就顯得特別虛擬，特別無力，尤其是沒有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補充說明的情況下。 銀行的白人女主管克莉比汀在電影里用兩重功能。一者，作為銀行大樓內部劫持者和被劫持者之間的冷卻緩沖器。在情勢危急的時候，“適時”地出來說幾句事實上無足輕重的話，目的是緩和緊張氣氛，既使黑人（劫持者）白人（被劫持者）之間的矛盾得以呈現，又起著合理化劫持者沒有對平民使用終極暴力的作用；二者，作為既得利益者/被劫持者，反利益立場宣揚博愛和平等，使某種人性的光輝得以彰顯。電影里的克莉絲汀是個“自我反省者”，她代表著某種人類固有的美好品質，然而，這種“光輝人性”，這種“美好品質”既無法同化內部群體，也不能滿足外部群體的要求。這是“克莉絲汀”們的糾結，也是電影闡述方向的局限。 這部電影給人的觀感很奇怪，它展示歷史上的種族矛盾，但是又塑造一種人人友愛的環境，好像所有的錯誤都是隨機的，而不是某種可分析、可溯源的利益分配失衡。它更像是一部說教大戲，戲里的所有角色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意志，他們只是工具，用來向世人宣揚：黑人作為反抗者，應該不事殺戮；警察作為暴力機器，應該保全人民生命；主管作為利益既得階層，應該博愛平等。諸如此類。我并不知道南非現在的具體情形怎么樣，但是我總覺得這部電影就是宣傳機器，它在討好所有人，安撫所有人——看，反抗是迫不得已、合情合理的；瞧，壓迫也是溫和善良、情有可原的。 這，可能就是我們身邊不易察覺的日常的歷史虛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