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收錄于《K-Punk》

文/Mark Fisher 譯/nry 上周觀看了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沒有貓的微笑》(Le Fond de l’air est rouge )給我一種略微矛盾的體驗:即便它表面上是一部令人失望的電影，但它記錄了一個飽含挑戰的時代——無論現有的秩序是多么稚嫩、混亂和沖突，都不得不在這個愈加暗淡的時代里去提供一些啟示。《沒有貓的微笑》最初于1997年發行，但于1992年由馬克重賦了89后(post-89)的新尾聲，這是對馬克所謂“三戰”的史詩般蒙太奇沉思:多條分支的革命者或潛在革命者在六七十年代的爭斗。馬克完全憑檔案資料構建了這部電影，沒有拍攝任何初始鏡頭，而是通過巧妙的剪輯去建立聯系、聯想、伏筆和呼應。就此影響而言，尤其如果你對法國、越南、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古巴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不足了解的話，會讓你漫無方向、頭暈目眩。你發現自身以量子態躍入擁擠人群的場景中，一旦確定方向，就會突然發現自己已身處別處、身處另一個時間中。馬克那由多位演員共同發表的評注——給予你線索與銘文，而非闡釋。但馬克的目的并非要把67年到77年間的歷史作為客觀歷史，任憑“專家”武斷地論證這些事件的意義，更甚，也不是要制作一部先鋒版本的《我心1968》(I Heart 1968)，那其中革命者嘆息著回顧往昔，并帶著對當下“智慧”的柔和鄙夷。不，重點是呈現一種“正發生”的事件，恢復它們(在克爾凱郭爾意義上的)主觀性，而“回顧”則在結構上排除了這種主觀性。 在影片的第一段，馬克的評述悲觀地指出，雖然革命者、失敗革命者與前革命者將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左派的形成上，但新右派卻并不在注視之下聯結起來。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踢球的公示照片經過精心的設計打造看起來既有活力又現代化;雪鐵龍的公司總監沉浸于思考“管理科學”(他說，管理科學過于復雜，即使是最有才分的工會成員也難以掌握)，并期望著將左翼之念想合并入那將化作后福特主義的資本。 就今日而言，即便是最為失敗的戰斗形象也已成為過往，一段從某種意義而言甚至不屬于我的過往，它在我于1968年7月出生之前就已結束。然而它的影響持存了幾年之久，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所鐘愛的事物的一個未被承認(當時是就我而言)的背景。對我們風暴之后的這一代來說，馬克電影中紀錄的痙攣意義:當它們的影響完全消退且現實(以及愉悅)原則得以恢復時才能夠被理解。馬庫斯(Marcus)的《口紅痕跡》(Lipstick Traces)——其時間縱越在很多方面令人想起馬克的電影——它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沒有貓的微笑》所記錄事件與該片完成之后或多或少在英國發生的類似事件之間的聯系。柴郡貓的笑容、香煙上的口紅印記、馬克思的幽靈:馬庫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馬克開始將破解、反抗和革命視作冷戰之后資本的無縫表面上幽靈般的殘存物與薄薄污跡。 馬克的電影那無法被翻譯的法語片名暗示了一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徘徊著、困擾著，卻從未變作現實。幾年前在ICA舉辦的馬克研討會上，巴里·朗福德(Barry Langford)認為對于《沒有貓的微笑》和一百年前馬克思的《法國內戰》來說，“不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開頭幾行中所做‘共產主義幽靈’的著名援引，而是一個困擾著馬克思和馬克的革命幻影——也就是說，革命之恐懼最終將被精確地證明為一個幻影。”如果說馬克思和馬克擔心的是，革命僅僅是一個幽靈，那么我們懷疑的便是，其結果甚至不及于此，那個受災的鬼魂早已被一勞永逸地驅散了。(甚至“康米主義之死”對于這新現狀的守護者而言仍然不夠，對他們來說康米主義的死亡還不足夠——[…]只有當他們將一根木樁刺入它的心臟，并親手將其埋葬在午夜的十字路口時，他們才會感到滿足。) 《沒有貓的微笑》中的爭斗或然已經失敗，甚至可能已經促成更強烈而有效的反應，但這些事件帶來的壓力幾乎造成了非常直觀的影響——通過否決合理，拒絕現實主義，它們不得不改變對工作場所內可接受的事物與日常生活中可能發生之事所抱有的期望。革命是文化性的;也就是說，他們明白文化與政治不可自相鼓勵地單獨被看待。阿爾都塞和在1968年受情境主義啟發的學生們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對立，但他們之前在一件事上可以達成共識: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s)從不僅僅是文化。在他們被那些被恢復的景觀(Spectacle)和意識形態裝置(Ideological Apparatuses)的譴責中，他們為現在極少有人支持的文化產物賦予分量。 上周，當我與來自其他繼續教育學院的NATFHE成員共同參加TUC培訓課程時，我感受到了馬克的電影所記述的內容與當下現實之間尤為痛苦的比照。這些有關臨時工增加、新的懲罰性疾病政策、講師被解雇并被迫重申工作、強迫施加越來越多的目標和“虛假可衡量(spurious measurable)”的故事，它們每一個都需要進行更多毫無意義的、粉飾門面的文書工作，證實我們各自的已知之事物。繼續教育行業陷入危機;它們的問題僅僅是整個英國教育事業中持續擴廣的萎靡癥狀。自1992年以來，繼續教育學院脫離了地方教育局的控制，展現了“改革”(即部分私有化)教育即將到來的發展方式。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A等級的填鴨式學生無法應對大學學習，這對于少數A等級教師和講師來說不足為奇。實現政府目標的壓力意味著為通過考試這一狹隘目標而放棄教學質量和廣度:教育工具化，完全能夠承認，其唯一作用是再生產勞動力。與68年相去甚遠，68年那場燎原大火的核心是教育，以及它可能另有問題:它是否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訓練營、一所監獄機構？ 在上周，馬克的過去與我們的現在之間的對比另我想到一件事:第三條道路并不完全是一種幻想、一種意識形態欺騙。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有現實的，那便是官僚主義的現實，便是政治變作行政之后的剩余。 難以相信政府部門并沒有比撒切爾夫人之前更受官僚主義的困擾。無可置疑，教育中充斥著這些東西……目標、行動計劃、日期規劃，并一切都需要以學習和技能委員會的資助為條件，并由教育標準局進行評估，當其威脅不再以侵入性外部實體(invasive external entity)的形式每隔兩三年出現以后，就轉變為通過臃腫的管理階層永久保持全景式(panoptic)警惕，決意通過過度償還(over-compensate)以為充分保證機構安全，從而融入機構本身。這就是教育中“市場斯大林主義”的現實。 有沒有辦法去挑戰或遏制那遲緩、僵固而貪婪的擴散？只有通過就現在而言不可思議的集體行動……只有意識形態氣候的改變……只有文化氛圍的轉變……始于何處？當我們正竭力尋找那可能的裂縫時，官僚機構，那只灰色的鋼鐵蜘蛛，正不厭其煩地轉動它的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