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里尼：甜蜜的生活》里讀到費里尼為《Marcello Mastroianni: The Fun of Cinema》一書所作的前言，文中提到他和馬塞洛美好深厚的友誼，像下課放風的中學同學一樣松弛自然的相處狀態。費里尼在文中也否認了馬塞洛是自己的替身這一看法，他說自己把帽子戴在馬塞洛頭上，是為了給他一種提示，使他感覺“他身上已經有個影像在幫助他”。 在費里尼滿懷柔情的眼光里，馬塞洛認為自己“誰也不是”，在片場時時處于劇中人物一樣不知曉接下來發會生什么的狀態，他寧愿“一天天地去發現它”，也常常一臉無奈，“像個恢復期的病人”，“像個被判處死刑的人”。 這本關于馬塞洛的著作還沒引進國內，暫且搬運在這里吧。文末有費里尼向馬塞洛提起《女人城》時令他自己局促不安的感人敘述，也有避免目光相遇的動人時刻。

馬爾切洛，親愛的、無比優秀的馬爾切洛，忠實、虔誠而又智慧的朋友：這樣的朋友只有在故事里或三十年代的美國的某些電影里才會見到。 我和馬爾切洛很少見面，幾乎從不見面。也許這正是我們友誼長存的原因之一。這種友誼并不奢望從對方獲取什么，不會強求對方，更沒有什么規定去制約對方。這種友誼是美好的，真誠的，是毫無保留地彼此信任。 同馬爾切洛一起工作令人愉快：他文質彬彬，聰明智慧，積極配合，他從不提問題，甚至在沒有讀劇本的情況下就能準確地進入角色。 “事先就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馬爾切洛說——“那有什么意義呢？我情愿像劇中人物一樣，一天一天地去發現它。” 馬爾切洛讓人化裝、穿戴、梳頭、任人擺弄，毫無異議。他只問該問的問題，跟他在一起，一切都是那么寧靜柔美，松弛自然。他是如此的自然，以至有時在拍攝時，甚至在拍攝他的場景，也許有時在拍他的特寫鏡頭，他會在那里打起盹來。 正是他的這種游離于劇情之外的超越、幾乎不為任何事物所干擾的心態，使他能夠以最為自由、最為放松的心理參與演出，他沒有職業演員的那種自負與緊張，換言之，他能夠以自我去體驗人物，以自信和游戲的心態，逐漸地進入影片正在敘述的奇遇中，而且，他不把電影作為職業，而是將電影變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在某些日子里，我在電影城自己的辦公室里，沒有心思工作，情緒低落，有時感到厭煩，我百無聊賴地靠近窗戶，朝下面的林苑小道望去，時而朝對面設有化妝間的大樓看一眼。如果碰巧我知道馬爾切洛在那里化妝，我會迫不及待地下樓去找他，同他親密相處，分享生命的鮮活時分。 走上通往化妝部門的樓梯，就傳來音樂聲、歌曲聲，越是走進通往化妝間的走廊，音響效果愈是凸顯。走進那長長的兩邊是化妝間的走廊，只見每個化妝間房門緊閉，門上貼著一張小紙條，上面有使用者的名字。有時我會在門上看到某某著名演員、國際明星的紙條。一次，我看見一化妝間的門上用膠條粘貼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我誰也不是”。 但在那個改裝成化妝間的大廳里，房門永遠是敞開的。那里一片狂熱的喧嘩：小收音機里播放的節目聲、喊叫聲、助理導演手提式攝像機金屬般的轟隆聲和步話機不停地呼叫聲，我敢打賭，五分鐘后，誰也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的演員們就已經準備好了，甚至他們正在下樓呢。正是在這里，在服裝師、助理化妝師穿息不停的人群中，就是我剛才提到的熱鬧氛圍里，我找到了馬爾切洛：一個冒著熱氣的頭盔籠罩著他的整個頭部，一條特大的白床單從上身一直包裹到腳下。這就是馬爾切洛，我是從那只懸掛著的手認出他的，手指夾著根點燃的香煙，煙霧繚繞，一直升到屋頂。 馬爾切洛的周圍依然是人來人往，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兒，老斯納波拉茲（影片《女人城》中的男主人公）正在睡覺。最后，他從鏡子里瞥見了我，于是他抬起那只拿著香煙的手，向我打招呼，怕嗆著我，他趕緊用另一只手驅逐煙霧。 馬爾切洛同別人拍攝電影總讓我有種奇妙的感覺：不管他穿著海盜服裝，或19世紀紳士打扮，臉上粘貼上了胡須、大胡子，或打扮成神甫法里亞，但我還是忍不住建議化妝師，把他的眼瞼顏色再弄深點，再加點皺紋或加點卷毛或把臉皮往脖頸上提提，使他的雙下巴顯得小點。這時，他站起來，伸直了腿，微笑地望著我，一臉無奈的神情，像個恢復期的病人，像個被判處死刑的人。他掐滅了煙，又點了一支。我們一起在走廊里散步。我們沒有什么要說的，只是喜歡在一起，就像兩個下了課的寄宿生、兩個自由放風的士兵一樣。他講話時嘴巴是歪的，因為他要往一邊吐煙。我們會偶然遇見從那里路過的服裝師若蘭多娜，她正用托板高高地舉著一件新娘婚紗，我們一起興高采烈地向她問好；然后又遇上了理發師朱西，我們倆人都非常喜歡她，她彎著腰，看見我們感到很榮幸，以感激的心情回答我們的問候。 馬爾切洛·馬斯特羅亞尼是那種會讓你想起某個同桌的同學：一見如故，彼此心照，這正是我們友誼的基礎。 對馬爾切洛來說，友誼并非道義上必須承擔的責任。只是見見面，呆在一起而已，或共同參與游戲，一起搞點惡作劇，編織謊言。而這一切會讓你感到，這種中學生的生活似乎在攝制現場延續著。在現場，雖然馬爾切洛以真實的演員身份出現，但他卻保持著小青年的心態：他將人物演繹得聰慧、溫和、女性，這正是作者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對我來說，他就是理想的演員。 在拍攝影片之前，我會與馬爾切洛聊上幾句，但很少，只是讓他明白，我們一起即將要干的事情，我們一起要進行的一段旅程。我對他說我知道的，有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故事該如何發展。馬爾切洛從不會問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他以好奇心來到攝制現場觀看這里發生的事情，他的這種表現令作者亢奮：作者的感覺是，人物并不知曉下一個場景將發會生什么。于是，馬爾切洛繼續著天真、陽光的心態。他比他自己想象得要優秀得多，他本能地有協調事物的才能。他沒有一般演員的通病：自負、過分的外露、炫耀、自我滿足、自我陶醉等，而這些會對演員構成風險、造成傷害。所以，馬爾切洛的謙虛保護了自己，使自己避免傷害。 我與馬爾切洛是通過朱麗葉塔成為好友的：那時馬爾切洛與朱麗葉塔同臺演出戲劇，她向我談起過他。但電影《甜蜜的生活》的主人公并不是為他定身打造的。當時制片德勞倫蒂斯堅持保羅·紐曼出演，但怎么能讓一個大明星演個在威尼托大街閑蕩的記者呢，而且他后面還跟著一幫帕帕拉佐這樣的朋友，這難以令人信服。 但說實在的，我那時對馬爾切洛也猶豫不決，感到困惑，雖然我竭盡全力為他辯護，但不為別的，只為說服制片人。 我想象著，那個懷疑一切、那個性格模棱兩可、愛聊天，對女人不忠的記者，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我見了好多演員，考慮到多種解決方案，最后我決定也見見馬爾切洛。我們一起開車兜風，像兩個小孩子一樣互相敘說了好多知心話，那些只有是故交才說的話，說著說著，我們有個共同發現，即生活中、人際關系中是可以使用一些計謀、策略、靈巧方法的。就這樣，我們的思想一拍即合，主人公非他莫屬了。我要他減肥，減10公斤（我總是這樣，每次拍電影前我都要求他減10公斤），而且，我千方百計地讓他變得風流點：讓他用假眉毛，臉色蒼白，還透著點淡黃色，有眼圈，帶著幾分邪氣的眼神，黑色的服裝、黑色的領帶有點哀傷的味兒…… 說馬爾切洛·馬斯特羅亞尼是我的電影替身，是另一個我，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朱麗葉塔·馬西納、阿妮塔·艾克貝里，以及所有在我影片中演出的演員甚至《船行》中那個碩大的“道具船”也是我的另一個我。我把自己的帽子戴到馬爾切洛頭上，并非為了讓他與我認同，而只是為了給他一種信號、意向，給他某種提示，即為了創造一種思想傳遞的流暢渠道，使他感覺到，他身上已經有個影像在幫助他……我想，我將他裝扮得像我，這對我來說，是我直接觀察人物及其故事的方式：這是極其細膩微妙的舉動，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只有像與馬爾切洛有如此深交的朋友才能做到，只有臉皮厚并有強烈表演欲的演員才能做得到。 那天晚上，我對馬爾切洛談《女人城》時并未提及由他來出演主人公，因為那時制片人想用達斯廷·霍夫曼，說實在的，我也喜歡這個演員，我想，這應該是個很令人刺激的選擇。馬爾切洛很不在意地聽著，就像一個人聽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但出于友誼，出于禮貌他不得不聽，并偶爾表現出有點好奇的樣子。“這是一個男人的故事…”——我對他說——“他圍著女人轉，從上到下從里到外打量著她，被其魅力所吸引，被其美貌所震驚。他凝視她，似乎也沒有欲望要了解她，只是覺得她賞心悅目，注視著她，感受著震撼與興奮，同時又有點頹喪，有點酸楚。也許他感到害怕了，因為找到一個心儀的女人并獲得她，那意味著自己要屈服于她，自已會消失、死亡。于是，他寧愿繼續尋覓女性，但永遠不要得到她。” 以這種方式講述一部電影，我自己都有點局促不安，我幾乎被自己的敘述感動了，我默默地注視著馬爾切洛，他也沉默不語。有好一會兒，我們避免目光相遇。在那時，我們在潛意識里幾乎已經決定了，我們將要一起參加《女人城》的拍攝。 我還要與老斯納波納茲一起拍攝電影嗎？我衷心祝愿，我們仍能一起工作。并希望盡早實現這一愿望。 費德里科·費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