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變成壞人，是嗎？”電影《The Road》里，孩子這樣問爸爸。    “任何時候。”爸爸答。    與好萊塢其它的災難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點就是毫無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類靠聰明才智擊毀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沒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學家們最終逆轉了紊亂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陽光已經消失多年，莊稼和樹木不再生長，建筑紛紛腐爛，人類幾乎滅絕，剩下的“人”已經不再是人——他們象動物那樣四處翻找越來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時代的遺剩食物：一瓶可樂、一盒罐頭……在不能找到這一切時，他們吃人。    在一個毫無希望的世界里，“善”還是必要的嗎？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義時，“做個好人”還有意義嗎？    電影里大多數人以行動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動物一樣，他們瞪著血紅的眼睛，被永恒的饑餓驅使，將眼里的世界分為食物與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撲去，哪怕這個食物有一顆跳動的心臟，跟他們說一樣的語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選擇不同。他們寧愿餓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時，孩子堅持：爸爸，給他一瓶罐頭吧。    “你必須守住內心的火焰”，這是父子間的約定。    但是，為什么呢？為什么要“守住內心的火焰”呢？真的，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個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辯論。在他看來，人類的同情心、愛的意愿、對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頑強，只能用“神意”來解釋。“比如所謂自然權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會掉下來權利呢？當人們訴諸于‘自然’時，實際上是在訴諸內心深處的上帝”。我說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處，它完全可能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得到解釋：人與人之間一定程度的友愛善意是一種集體生存的策略，“團結就是力量”，這種策略經過幾百萬年的進化，慢慢內化為一種本能情感，這和上帝有什么關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電影院，突然想起這場辯論，并意識到自己的邏輯是多么的噩夢——也許正確，但是噩夢——如果“善”其實是一種求生策略，那么“惡”其實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難道善惡本質上沒有區別嗎？難道將罐頭分給瀕死老人的孩子，與那些捕獵同類的食人者，沒有區別嗎？    不對。不對不對不對。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幾乎感到上帝的影子從前面一閃而過，感到他寬大袖袍的一角拂過臉頰。    所以《The Road》本質上不是災難片或親情片，它是一個哲學拷問，直指人類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虛空。因此，它講的不是什么后災難時代的故事，而是現在，此時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時此刻匱乏不那么極端，作惡也不象食人那么極端，但是把電影里的極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們當下的生活本身。它追問每一個人：如何生命的虛空里打撈“善”的意義？    以前讀到過別人出的一道題：假如有一天一種非常強大智慧的外星生物來到地球食人，你有機會去說服他不要吃你，你能舉出什么樣的理由去說服他，而這些理由卻不能用來說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來。如果我說人類比牛羊豬聰明會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說我們都造出可以飛到地球的船了你們那點波音747還好意思拿來說事。如果我說人類感情豐富會哭會笑，外星人沒準會說，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馬上就去捐助我們星球上的希望小學啊。人吃動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類比它們強大智慧，但是如果強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殺病殘兒似乎就天經地義。    因為想不出來理由，所以對食肉這件事始終視為自己的人生污點，難以釋懷。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罪惡感本身也許就是“內心的火焰”？這火焰來自哪里，又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響，我至今無法領悟，只在誠惶誠恐中心懷莫名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