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馬觀花拙譯）……影片涉及到了很多法律概念，諸如精神失常之不可抑止的沖動的辯護的正當性和適用性。也關注到了法庭實踐、策略手法，以及職業操守等方面的問題。它還提出了關于“法庭盤問當中，是否應該問一些根本就不知道答案的問題”。Duke Ellington為影片創作了迷人的爵士樂。而那位明察秋毫的法官則由Joseph N. Welch扮演。此人因在50年代初代表軍方出席“軍隊—麥卡錫”聽證會上的杰出表現而聲名遠播。在他的著名的演講中，拜格勒一度緊接了違反職業操守的引導證詞。即，有意改變存疑事件的證詞描述。第一次與曼尼奧見面時，拜格勒試圖打消客戶的疑慮，然后開始討論對方是否可以辯護。可當委托人根本毫無頭緒時，關于辯護的商談如何進行？律師是否應該在詢問委托人到底發生了什么之前就討論為其辯護的可能性？因為一旦將故事向律師和盤托出，那么委托人所描述的事實就已經被凍結。再想為了達到某種辯護的目的而去杜撰就變得為時已晚。幫助被告虛構一些從未發生過的事件很明顯是不適當的。律師行為準則上有明確規定，一名律師不應“指導或幫助證人作假證。”但為了使證詞的更為有效，他卻可以引導與證人的交談，以及對其證詞展開討論。向委托人解釋法律條文也是完全被允許的，即使對方尚未意識到有可能獲得辯護。而麻煩在于，狡猾的律師往往無需直白地告訴證人該怎么做，而是通過傳遞某種暗示使其改變證詞。在本片中，拜格勒顯然是非常了解引導證詞的限制，而大部分旁觀者也都認為他恪守了職業操守的底線。一上來，他沒有問曼尼奧到底發生了什么，而是告訴對方關于辯護和脫罪的類別并排除每種可能性。例如，雖然正當防衛下殺人可能會免受制裁，但它完全不適用于疑似強奸案發生一小時之后。另外，拜格勒也拒絕引用“一旦發現與自己的配偶偷情便可殺死對方”的不成文法規。不幸的是，它在密西根洲還不能被廣泛接受。所以拜格勒要做的是，一直讓曼尼奧自己推斷。直到他說出“我一定出于狂躁。”“對不起，但壞脾氣并不能用來脫罪。” 于是曼尼奧馬上回應到“那我一定是瘋了。”就這樣，在辯護律師的誘導下，委托人自己提出辯護，同時也清楚了還需要杜撰些東西去支持這種說法。這一幕就發生在大庭廣眾之下，而檢察官們也沒有人提出質疑和懲罰拜格勒的行為。盡管很明顯如果不是拜格勒的演說，被告的證詞將會變得完全不同。小說里，拜格勒走的更遠。精神失常的辯護來自他之口而非被告。拜格勒在書中以第一人稱口吻回憶他與被告之間的談話“‘那么，要以精神失常作無罪辯護’我停了一下，接著說道,'這是最后的辦法'。" 于是曼尼奧開始詢問精神失常的問題。拜格勒故意表現有點傻，回答了問題。但隨后告訴讀者的卻是：“我的天真有些夸張。頭天報上的內容給我啟發：也許精神失常是最好的也是僅有的脫罪辯護。我徹底堵住其他各種可能，明確告訴他那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白癡方可讓其脫罪。但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曼尼奧中尉肯定不是白癡。”有人可能認為，在書中拜格勒超越了底線，引導他的委托人編造證詞。可翻看理查德·溫迪馬克的《引導證詞的職業倫理》一書。相對而言，影片處理的比較含蓄。被告是在律師的隱蔽幫助下為自己開罪。對此，大家怎么看？拜格勒是否在書中和電影中都跨越了紅線？或者這條關于引導證詞的職業操守規則，由于缺乏可操作而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我們是否能容忍這樣的引導委托人撒謊的行為？事實上因引導證詞而對一名律師進行懲罰的案例是很少出現的。因為這種勾當通常進行的相當隱蔽。不過最近的國會大廈事件卻提醒我們收買作偽證的秘密也不總是能保守地嚴絲合縫。而《桃色血案》這部杰出的影片，則使大家更加關注適當的證詞與不適當引導之間的那種令人難以捉摸的界線。~~~~~~~~~~~~~~~~~~~~~此文對于幫助理解本片作用很大。不過有些奇怪的是，作者卻沒有提到斯圖爾特扮演的被告律師利用法律漏洞的另一處細節。他向證人提問但被控方律師所反對。法官支持反對并宣布“陪審團將忽略這一問題以及回答”。隨后，被告曼尼奧中尉私下問他的律師 “陪審團成員怎樣才能忽略掉剛才他們所聽到的東西？”“不能。”斯圖爾特狡詐地回到，“他們不能！”真是一部好片。強過美國主旋律的《十二怒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