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到中年，膝下無子，而有五個女兒，你會怎么做？把她們嫁了——這是簡·奧斯丁筆下班內特夫人的答案。婚姻、家庭，丈夫、孩子，似乎從來都是女人的宿命，也為她們提供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女性地位的普遍改善和社會對兩性角色刻板印象的改變，在當今最開明、開放的國家里，也不過是近百年的事。 2013年，《傲慢與偏見》出版整整兩個世紀，土耳其導演丹尼茲·甘姆澤·埃爾顧文也在籌拍她的第一部長片，這便是今年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中的《野馬》。不同的時間空間，不同的語言文化，同樣的五個女孩；如果我們問家長如上的同樣一個問題，答案也是相同的：“把她們嫁出去”也是一個現代土耳其保守家庭的唯一選擇。 故事開始于鄉村學校某學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暑假第一天——每個人青少年時代最開心的時候。而影片卻以哭泣開場，五姐妹中最小的拉萊含淚揮別自己最喜歡的老師，因為學期一結束老師就要搬到首都伊斯坦布爾去。回家的路上，姐妹們決定步行，途經夏日迷人的海灘，又與幾位男生和衣下水打鬧。回家后一切情轉直下，有鄰人看到了海灘上的一幕并向祖母告狀，五個女孩被逐一教訓。拉萊帶領姐姐們進行了激烈的反抗。 五姐妹自小失去父母，在一個大家庭中由奶奶和叔叔撫養長大。經歷這件事后，家人決定終止女孩們的學業，將她們禁足在家，教她們怎樣成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女人”。故事在壓抑與抗爭中循環往復，但姐妹們的歸宿則逐一落定，展現了代辦婚姻下的典型情況：大姐幸運地嫁給了自己的愛人，二姐嫁給了一個素未謀面的提親者，老三自殺。只有拉萊意識到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她開始偷偷學開車、與外界建立聯系，最終大鬧四姐的婚禮，兩人一起逃到了伊斯坦布爾。 生于土耳其的埃爾顧文畢業于法國極負盛名的電影學院La Fémis，《野馬》中的鏡頭無不帶著法國學院派對唯美影像執著的追求。但是，用這樣的美來講述一個嚴肅、壓抑甚至是傷感的故事，這合適嗎？導演說，影片的美學和敘事直接受到帕索里尼《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影響，用一種疏離的姿態描述最駭人的現實。這種疏離給觀者造成很大不適，影像之美與情節之哀的反差產生讓人眩暈的荒誕感，它撼動人們的審美穩定，逼迫（而非邀請）我們反思。 埃爾顧文的這部長片處女作在內容上雖然撼人，但結構上卻是規規矩矩的學生論文，只要細讀便可在開始的幾幕中找到貫穿始終的全部線索。影片開頭拉萊在一年中最快樂的日子（暑假第一天）哭泣，這種“本應”與情節的矛盾在全片中不斷復現：五個女孩充滿活力的身體和頭腦，本應像自由的小野馬一樣快樂、奔放，卻被禮教和傳統的束縛圈在了家的牢籠中。另一個線索是老師，作為一個現代的、解放的女性形象，她顯然是學生的榜樣，而她要搬去的伊斯坦布爾更是女孩心中的燈塔。拉萊在片中無數次問人，既然這個小村如此封閉保守，為什么不去伊斯坦布爾呢。“遠”是她每一次得到的答案，好像在說自由是如此遙不可及，逃脫命運的機會虛無縹緲。 而拉萊最后的大逃亡便是導演對自由之遙遠的一個回應：女孩，你必須靠自己，才能達到自由的彼岸。沒有人會憐憫你，因為即便是最親的奶奶、叔叔，也是思想受傳統禮教約束的人，他們的“為你好”實際上與你毫不相干。人們生活在一個被吃人的舊倫理貼上“好”標簽的模式中，于是便也想不斷復制這種模式。 拉萊必須武裝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學會開車、學會與人交流、學會利用極其有限的資源。說到“學”，教育是解決女性地位的根本手段，這是埃爾顧文在片中毫不遮掩的一條信息，也是她在采訪中一再強調的觀點甚至是信念。于是在片尾，拉萊帶著姐姐跑到伊斯坦布爾后，直接找到了曾經的女老師。知識女性不僅是女主人公的榜樣，更是女導演給出的一個隱喻，她是現代女性自食其力、掌握自己命運的象征。 與很多處女作一樣，《野馬》也帶有極強的自傳性質，影片開頭女孩們因在海灘上與男生純潔的嬉戲而受到懲罰便完全出自個人經歷。不同的是，當年的埃爾顧文并沒有像拉萊一樣反抗，而是默默承受。她的憤怒與不平是后來產生的，于是她想拍一部電影，把一見到男女相處就疑神疑鬼的妄想癥式的保守主義打個粉碎。但很快她和我們都意識到，沒有任何事物能做到這一點，除了女孩自己。 那個戰勝了保守禮教的女孩，不是戛納座上賓的導演埃爾顧文，而是當年在巴黎埋頭苦讀的電影學院學生丹尼茲。 （刊于《北京青年報·文藝評論》2015年7月17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