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將至》由兩位女性的故事構成，結構類似《穆斯林的葬禮》，雙線交織、相互接近。一邊是栗原佐都子戀愛、結婚、收養孩子，過上了全職太太的生活；一邊是片倉光未婚先孕、居無定所、艱難謀生，成為了女性貧困的縮影。然而，隨著片倉光的出現和兩條線索接頭的牽引，影片逐漸陷入了雙重悖論。 悖論之一，階級的在場，令《晨曦將至》看似呈現了女性貧困，實則構成了對這一嚴肅社會命題的背叛。具體表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在人物設定方面，片倉光的階級底色/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是她個人而非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或至少是父母離異等家庭因素），導致她成為了女性貧困的承受者。影片中，她的原生家庭經濟條件尚佳，父母反復告誡她要以學業為重，甚至在她生產之后還要讓她重回學校準備升學考。父母的“錯誤”似乎僅僅在于，他們一味擔心女兒沉迷手機卻從未關注過她的內心世界。并且，在這樣苛刻但健全的家庭中成長的姐姐，已經按部就班進入大學，成為全家的驕傲。姐姐這一人物形象也在暗示，正常情況下，片倉光的人生道路應該同姐姐一樣。基于此，片倉光抗拒父母規劃自己的人生、逃離按部就班的日常是青春叛逆，女性貧困作為其叛逆的副產品和必要代價，倒增添了些“光榮負傷”的意味。 其二，在鏡頭語言方面，那些以類紀錄片形式出現的、被特寫鏡頭逐個掃過面龐的女性，只用三言兩語表達了自己的過往經歷，但遠比片倉光的故事更加觸目驚心。她們中，有人因父母離異而離家出走、投奔風俗店，有人在原生家庭度日艱難、連吃蛋糕都是奢侈。可以說，是她們而非片倉光，真正與NHK的相關報道、與紀實文學作品《女性貧困》（2017，上海譯文出版社）形成了互文。但在《晨曦將至》中，她們反而虛化為片倉光的背景板。基于此，階級不再是底層女性認知自我的工具，而是加持片倉光主角光環的利器，一出剛露苗頭的社會問題劇就降格為青春殘酷物語。 悖論之二，因母之名，經歷了一出青春殘酷物語之后的片倉光，非但沒有獲得自我覺醒和身份認同，反而迷失在自我誤認中。如前所述，在原生家庭中，片倉光無法通過扮演一個乖乖女來獲得自我認同，這也是她“投身”（在一個他的身上投下她的影子）愛情的催化劑，結果愛情破裂，她要面對的則是母親這一新身份。Baby Baton的母親們都沒有將這個身份與失足少女的“恥感”相捆綁，其結果是，片倉光不僅認同了自己作為母親的身份（也就是她給孩子的信中所寫“請別把我從你的腦海中抹去”），而且認同了Baby Baton的母親這一特殊群體（也就是女性貧困的真正承受者），二者共同建構了她當時的自我認同。更準確地說，是自我誤認。片倉光此后的一系列行動都以自我誤認為支撐，比如，她把認同感投射到跟她一起送報紙的友岡知香身上，因為友岡知香與Baby Baton的一個女孩/母親很像。直到友岡知香一走了之，把自己的債務留給片倉光償還，才宣告了她們不是同類，相當于徹底戳穿了之前的誤認；再如，片倉光上門討債/認親，她換上了友岡知香的外套、把自己化妝得面目全非，這不僅是對友岡知香欺騙行為的一次模仿和變相報復，更是對從前自我誤認的強化。 以上雙重悖論的交匯點正是栗原佐都子和片倉光這兩位母親的相認。經歷了曲折的“尋找——誤認——喪失——強化”后，片倉光被栗原夫婦感動而鄭重道歉，這意味著她最初反對的那個乖乖女形象此刻再度回歸。栗原夫人認出并原諒了她，當年沉浸在自我誤認中的片倉光也如同一張標簽，被栗原夫人重新貼回了面前的片倉光身上。這個結尾還順便將女性貧困的解決之道轉嫁給栗原夫人代表的中產階層女性，實際上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被象征性和諧徹底消解的時刻。 綜上，《晨曦將至》借助片倉光的叛逆和自我誤認，將女性貧困從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降格為一個特殊個例，再將這一個例降格為始終找不到自我的無病呻吟。影片中大量存在的陽光成了俗套情節的最佳概括：有過風和日麗，也有過陰云密布，最終是晨曦將至的大團圓。光的每一次出現都是在挑戰觀眾的沉浸式觀影體驗，觀眾必須從情節中跳出，怪這些光將兩段故事打得支離破碎。然而，問題不是光打亂了兩段故事的正常順序，而是這兩段故事本身是對現實的割裂和消解。在這種情況下，光的出現是不是反而成了全片最大程度的真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