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連著看了好多場電影，晚上坐在空曠的大禮堂里，忽然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電影就是一種文學形式，好的電影應該是細膩的，體貼的。就好像“愛”這個字，很精準了，再添加任何形容詞都是多余的。    曾經覺得，“人都比自己表現的要敏感，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看多了戲，發現前后順序并非如此，人本來就是敏感的，但是人在觀察和實踐中接受了很多行為范式，我們努力按這種行為范式做出反應，去淡化自己的敏感。“明明都是神經病，卻顯得自己是正常人。”其實所有人都不“正常”，成熟大抵是對所有人的“不正常”的體察——也就是所謂的“共情”的能力。    印象很深的是一部瑞典電影——《My Skinny Sister》（我的瘦姐姐），很細膩。故事本身并不是完全的日常化，但卻在一種極其真實的敘事氛圍中展開。并不是每一個女孩都會向電影中的姐姐一樣因為保持身材而患上厭食癥，但女性對身材與美的追求，成長過程中的倔強與拒絕溝通，敏感狀態下劇烈的情緒失控，這些狀態被刻畫得很豐滿。    電影里的姐姐（Katja）是一個優秀的花樣滑冰運動員，每天都忙于訓練和學習，享受著舞臺上的光彩，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壓力。妹妹（Stella）長得矮矮胖胖，很平凡，喜歡吃薯片，她也渴望成為一名花樣滑冰運動員。這表現在，妹妹會模仿花樣滑冰的姿勢，那種高傲地仰起頭，手臂伸長目視遠方的樣子，會因為沒有被允許參加花樣滑冰測試而傷心。   美麗的Katja是苛求的。她為了保持身材而絕食訓練，訓練之余還要崩潰地準備法語考試。苛求的人不免走上兩條路，要么因為苛求自己而開始過分苛求別人，要么沉浸在高度自戀的價值優越感里。當Stella表示要跟姐姐一起跑步訓練的時候，Katja說，“你跟不上的。” Stella跑不動的時候，Katja說，“我還沒跑夠，你就留在這里等我吧。”即便妹妹刻意挽留。她希望如此高標準的自己是驕傲的，是看起來毫不費力的。所以Stella準備了一大盤薯片決定與姐姐共享的時候，她故意看都不看一眼，說，“等你到了我這樣的訓練強度的時候，就不會喜歡吃了。”可半夜饑餓的時候，Katja卻在掏早就被倒進垃圾桶的薯片，還被妹妹撞上了。后來，她開始在進食后催吐，患上嚴重的厭食癥。    肥胖的Stella沒有資本去做一個驕傲的姑娘，但是青春期讓她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更加敏感，而姐姐成了一個無時不在的參照系。于是有了這樣的場景，姐姐開玩笑說她長胡子了，教室里的同學在吐槽書本上長胡子的女人真丑，明明沒有胡子的Stella偷偷用了父親的剃須刀，結果刮出了血。Stella還喜歡上了Katja的花樣滑冰教練，于是第二天，她遮著自己的傷口去見教練，并說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話，讓教練討厭Katja。當她夢想著像姐姐一樣成為優秀的花樣滑冰運動員時，她會懊惱地把盤子里的高熱量食物挑出去，會奮力騎腳踏車，可是她永遠都不會成為高挑驕傲的姐姐。有時她討厭Katja，討厭她的優秀，也討厭她的神經質和自虐，她讓朋友打電話給Katja，恐嚇她“再節食就會死的”，嘲笑她因為嘔吐而散發著臭味。    昨晚坐在學生節熱鬧的大禮堂，回想起電影節空曠漆黑的大禮堂，大抵我們活在一個忽視“過程”的時代。網絡劇密集的包袱、混搭的風格、腦洞大開的敘事風格，已經成功地從最初的快節奏視頻剪輯方式，變成了舞臺表演的形式。如同寫字樓枯燥的文書工作耗盡了一天的時光，卻在放大著某一瞬間的美好，去完成一種自我的慰藉。如同舟車勞頓的旅途，都被一張微笑的自拍掩蓋。    人活在一種怎樣的戲劇性里呢？不過是用無數的行為范式和規則，去瓦解原本與自己最貼近的真實。最大的清醒，最貼切的溫柔，大抵就是對過程本身的關照，即便在這樣不舍晝夜的過程里，我們經常是悲觀的神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