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文一名的國企混混在禮堂被手術刀精妙割喉，不可一世的官二代在河畔被利斧殘忍鈍擊，看似與世無爭的花店小哥，也在最匪夷所思的地方丟了性命。橫亙十年，發生在重慶的三樁兇殺案，看似毫無關聯，實則互為因果。如果硬要做一個不太劇透的簡介，《追·蹤》的故事大概就是這樣的。有懸疑、有兇殺，亦有濃烈的愛恨情仇，《追·蹤》可以有一百種方式來拍攝，但導演李霄峰選擇了最高起低落的那種：從商業懸疑的構架出發，又用充滿文學性的符號化視聽語言拆解時空和真相，片中裹藏了對少年純炙的眷顧，對是非曲直的執念。沉重的兇殺罪案被導演強烈的自省意識揮刀亂舞，人和事在刀光劍影中碎成吉光片羽，落定成被遺忘的灰燼。真相在三分之二處就已明了，而對人性的追蹤才剛剛開始，講述者和觀看者能默契地感對方的一聲嘆息。 這是最好的方式嗎？很難講，但這是最誠懇的李霄峰的方式，也許也是《追·蹤》這個故事最適合呈現的樣子。在李霄峰的處女作《少女哪吒》里，女兒對老爸說：「這世上只有一種活法，就是誠實的活著。」《追·蹤》的故事一脈相承，不過是換了一個更強烈的敘事環境，又誠實地講了一個有關誠實的故事。在一個「成年人只講利弊，只有小孩才分對錯」會被當做金句抄到大街小巷的年代，導演的這點堅定顯得更加珍貴。 《追·蹤》的故事以兩對情侶作為核心人物設定，但兩個女性角色只負責「美和善」，她們同以被追求的目標出現，亦都和重要利害沖突擦肩而過。不知道是否是導演刻意地安排亦或善意，女性角色在物是人非的時代變遷中，呈現了永不凋零的美好，與之對應，所有登場的男性角色，則都承載了復雜的社會關系，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彼此競爭、相互猜疑，獨自成長、困斗并衰老，唯有文學讓反倒讓兩個陌生男子之間建立了奇異的親密。 在登場的男性角色中，兩位被害者要么是社會體系的權貴階層、要么是家庭關系的話事人，他們同以「施暴者」的姿態高高在上，但影片又刻意呈現了他們浪漫的一面：黃覺飾演的杜國金吟詩作畫游泳，無不充滿著雄性荷爾蒙的魅力；而徐峰的繼父雖然出場不多，但炒菜吃飯自得其樂，神采飛揚了父權的張狂。作為標靶，他們的惡無論是否「名副其實」，至少都是毫不自知，展示了霸權者的嬌蠻，亦反射出反抗者的孱弱，可能這也比較接近一切謀殺的本質。 羅晉飾演的王棟和辛鵬飾演的徐峰，是故事里互為鏡像的主角，膽怯給了兩人惺惺相惜攜手同行的理由。他們的命運承擔了導演的價值選擇，《追·蹤》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里去體察人的自省意識：欲望催人向上亦拽人下墜，我們若對自己誠懇，就能關照出曾被欲望扭曲的惡意，倘若愿意視而不見，欲望本身就是最好的辯護理由。如果說比起《少女哪咤》有什么飛躍的話，在《追·蹤》里，導演李霄峰保有少年心性卻不沉迷其中，既愿以赤子之心去體恤少年憤懣，亦能以成年人的理性去思辨罪與罰。 而命案之外處理得最飄忽的角色，是聶遠飾演的警察，他不是什么高明的警官，并不擔當一般刑偵片里破案解惑的功能，他更像是導演假觀眾視角完成的一次審視。正因如此，警察貌似和整個劇情毫無關聯的日常生活閑筆，與主線形成了對照，游走在過去和現在之間，詰問的似乎不是案件的真相，而是時代的真相：當美好都已逝去，正義已然遲到，又有哪些不應缺席。 這五個人物伙同失憶的王棟岳父、方勵客串的入獄的杜明義，從少年寫到頹老，建造了李霄峰世界觀里完整的男性圖譜，呈現了一個男性社會生活的各種可能，命案不過是將他們穿起來的繩索。在一個貌似非常類型化的故事里，《追·蹤》實則做了非常個人化的處理，文本之外，影片的美術、攝影以至音樂都藏滿了符號化的設計：俯視鏡頭帶來的絕望感，紅藍對比色凸顯人物性格，坦白說來汁水滿溢得都有些淤了，剪輯上片段化交錯的呈現，與其說是醞釀懸疑氣氛，不如說更像誠懇還原人記憶的偏差：時而濃烈，時而綿密，時而輕率。 有趣的是，恰是這種略顯「笨拙」的努力，讓《追·蹤》在越來越確定的案件真相之外，有更多不確定和莫可名狀的表意：飛速消逝的詩意時代，土崩瓦解的集體主義，以及財富急劇累積，社會快速發展之外是階層的固化。在萬眾歡呼經濟昌明的時代，李霄峰保持了一個創作者該有的警惕：個體故事層面，《追·蹤》是清晰的成年式的自我審判，在社會批判層面，又保留了強烈的無來由而難言盡的怒，宛如重擊在棉花上的拳頭。這層循環向上的堅定和茫然，有如影片中王棟獨自舞蹈時輕盈的一躍，從涼棚躍上屋頂，愿在更高處覓得廣闊和自由。 《追·蹤》是一部誠懇的充滿性情和趣味的電影，有著當下大銀幕上稀缺的詩意和文學性，映照了創作者的自覺和自省。想起來多說一句，如果影片探討的是自省，片中最需要解釋的強行為倒是「缺乏」必要的解釋和鋪墊，可能在導演的心中，「自省」是一種本能，「誠實」就是誠實者最牢固的鐐銬，只要給人選擇的機會，道德會且只會懲戒有道德感的人。我們常說「身不由己、情非得已」，亦常感嘆「人怎么就變成了自己不喜歡的人」。其實人從來都是有選擇的，如果愿意誠實一點兒，你變成了你不喜歡的人，可能你本來，就不值得被自己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