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普及中——1、病人向醫師求助。他們的罪惡感不是源自過多的快感，不是因為他們沉溺于快感，這種快感違背了責任感或者道德感等等，而恰恰相反，他們感到罪惡是因為他們不能充分享受快感，是因為他們無法去享受。       欲望絕不是對于某些事物的欲望，它總是對于欲望本身的欲望，一種要繼續欲望的欲望。2、所有的暴力根本上是自殺式的。3、法西斯主義根本上是一個保守的革命。它需要經濟發展和現代工業的革命，但依然是一個維持甚至加固傳統等級社會的革命—— 一個現代、高效的社會，但同時受制于社會等級的價值觀而不受階級對立及其他的影響。法西斯主義者發現了一個問題：對抗、階級斗爭以及其他危機，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現代化、工業化意味著舊有穩固關系的瓦解，它意味著社會矛盾，不穩定性正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所以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非常簡單，你需要生產一個意識形態的敘事，解釋社會上事物惡化的原因并非是社會發展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后果，而是外來侵略者造成的后果。（解釋法西斯的反猶主義）        大部分我們今天認為是跟法西斯主義有關的元素，它們的源頭都是工人運動。像大批隊伍一起行進的理念、以嚴厲的身體紀律作為義務的理念，都是納粹直接從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中吸收過來的，比如人民的團結——問題是，什么樣的人民？如果你所指的人民是“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人民的有機共同體，而敵人則自動變成外國入侵者，這樣的話我們便成了納粹主義者。4、德國戰車樂隊所做的是把這些“納粹元素”從納粹的表達中解放出來，允許我們享受它們前意識形態的狀態。與納粹主義斗爭的辦法就是去享受這些元素——通過懸置納粹的視野，這樣你可以在納粹主義里面搞顛覆。5、我們看到滿目瘡痍的人類世界，半空的廠房，支離破碎的機器，半空的商店，此刻我們體驗到的是精神分析術語里所謂的“真實的惰性”（Inertia of the Real），意義之外沉默的存在。6、《泰坦尼克號》是近年來好萊塢意識形態最重要的一個實例，原因在于那威脅著影片故事的迫在眉睫的張力。至少三個層次。第一層被人們諷刺地稱之為卡梅隆的好萊塢馬克思主義——對下等階層荒謬、虛假的同情。頭等乘客，他們大多是邪惡、自負、懦弱的，這體現在Rose的未婚夫身上。整體的敘事通過一個更為保守反動的神話來延續。冰山在這個愛情故事的發展里扮演何種角色？個人看法，他們的私奔將是真正的災難。可以想象，也許在紐約經過兩三周的激情后，愛情將會莫名消失。Rose是一個上等階層的女孩，處于精神痛苦和困惑中，她的自我意識是破碎的，Jack的作用就是幫她重建她的自我，即她的自我形象。實際上這是一個老舊的帝國主義神話的新版本：當上層階級失去他們的活力時，他們就需要跟下層階級進行接觸，像吸血鬼一樣無情地利用他們，從他們身上吸走能量從而恢復元氣，回到與外隔絕的上等生活里。         輪船并非是在性愛結束過后馬上撞上冰山，而是當這對情侶決定在一起之后。        歷史上經常會看到一個看似災難的事件拯救了人們、或者一個理念，使它升華為一個神話。例：為了扼殺“布拉格之春”，1968年前蘇聯和其他華約成員國對（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軍事干預。通常認為蘇聯的殘暴干預摧毀了“布拉格之春”的短暫夢想，我認為它反而拯救了這個夢想。倘若沒有蘇聯干預，捷克將會變成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國家。又或者，到了某個臨界點，這也是改良主義共產主義者的普遍命運。當權的共產主義者將需要設置某種限制——你已經擁有足夠的快樂和自由了，OK，現在又到需要規定權限的時候了。悖論恰好在于蘇聯的干預拯救了這個夢想，夢想著另一種共產主義的可能性，等等。       所以，通過短暫的自然災難，這個愛情故事在理想層面得到永恒的救贖。這場災難根本上是為了拯救永恒真愛幻想的一種孤注一擲的策略。我們可以看到意識形態在此如何通過兩個表面層次有效運作：事故的魔力、愛情故事——它們全都是降低我們注意力的陷阱。實際上，它在為我們打開一個認知的入口：富人試圖通過無情占有窮人的生命力以獲得新生——有一個細節可以證明：當Rose發現Jack死了，她呼喊著：I'll never let you go,I promise.然而就在此刻，她把他推進海里。我們可以反諷地稱Jack為消失的中介（mediator）。        這種情侶邏輯在好萊塢有很長的歷史。無論故事內容是什么，按慣例，我們總會看到一對情侶的關系受到威脅，通過嚴峻的考驗最后終于美滿團聚。這邏輯不單對好萊塢適用。在前蘇聯四十年代末期，他們制作了前蘇聯史上最昂貴的電影之一：《攻克柏林》（The Fall Of Berlin），根據前蘇聯的立場記錄二戰。令人驚訝的是該電影同樣遵照情侶邏輯。影片的深層邏輯就是為了使這對情侶重逢，而他們最終因斯大林領導戰爭的勝利而重逢——這就是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7、阿布格萊布監獄丑聞——美國軍人羞辱伊拉克俘虜，并非簡單的“傲慢的美國人在羞辱他者”。那些伊拉克士兵所經歷的，是一種對美國軍隊文化淫穢陰暗面的一種展示。        《Full Metal Jacket》最后，為何那個軍人將自己槍斃？他沒有像同為軍人的主角那樣，和這一切保持適當的、諷刺的距離，他過分直接地認同這些淫穢的儀式，太認真地對待它們。如果你成為了這些儀式的代言人，那么這將是自我毀滅性的：你會殺死你周圍的人，最后殺死你自己。8、《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最令人不安的一點就是將謊言上升為一個普遍的社會準則，倘若說出了真相，就好像意味著社會秩序的崩潰。為了維護公眾對法治系統的信任，我們需要以謊言來維護秩序。柏拉圖稱之為“高尚的寓言”。權力需要權威。哪怕是最民主的國家，為了展示它真正的權威，就必須總是需要某種言辭：“我們是通過選舉來得到合法承認的——但基本上，我們可以對你為所欲為。”10、當下流行的陳詞濫調：當我們面臨暴力行為時，會引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來自《卡拉馬佐夫兄弟》）：“如果沒有上帝，萬事皆無禁忌。”第一個問題在于，這句話當然不是他本人寫的，第一個從他作品里推斷出這句話的人，是1943年的讓·保羅·薩特。第二個問題：這句話是錯的。 恰恰是：哪怕上帝存在，萬事也皆無禁忌。如果你將自己視作神圣意志的直接工具，那么當然所有狹隘瑣細的道德考量就全部消失了。當你成為上帝的直接工具，你又怎么會從這么狹隘的角度來思考呢？這就是所謂的原教旨主義者的運作方式——但不僅限于他們。集權主義的每種形式都是這樣運作的——即使它將自己表現為無神論。以斯大林主義為例：官方意義上斯大林主義是基于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若仔細觀察其政治代表或領袖個人的主體經驗，其實他們并不處在一個傲慢主人的位置， 一個為所欲為的主人，相反，他們處在一個完美仆人的位置。一個斯大林主義者的宇宙里一定存在一個我們精神分析理論所說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 這個“大他者”有許多名字，最為人知的是“通往共產主義的歷史發展必然性”。一個共產主義者把自己作為單純的工具，去實現歷史的必然性。而集權主義領袖所為之效力的“人民”，永遠不是簡單的實際存在的個人或群體，它是一種想象的、理想化的參考依據，在各種情況中都能運作。就算在反抗共產黨統治的時候——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算絕大多數實際存在的人民起義與這個政權對抗，當權者仍然會說：“不，這只是個體而已，他們不是真正的人民。當然，我的心在為所有可憐的受害人淌血，但這不完全是我的責任，我只是代表‘大他者’在行事。”斯大林主義把列寧呈現為一個喜歡小孩和貓的人——暗示雖然列寧雖然不得不下令屠殺等等，但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履行他的義務——作為歷史前進的職能工具。        顛覆斯大林主義的方法不僅僅在于嘲笑領袖，而是去破壞那個神話般的參考依據——使斯大林主義者領袖得以合法化的“人民”。       “大他者”究竟是什么？作為各種意識形態系統的根基，它有兩個矛盾面。一方面，“大他者”是事物的秘密秩序（神的理性、命運、等等），它控制著我們，掌管我們行動的意義。另一方面，“大他者”是作為表象的秩序。許多被禁止的事物并非簡單地被禁止，而是，它們不能發生在“大他者”身上。面對入侵者， 我們需要“大他者”來維持穩定，它是我們維持表象的原因。我們的悲劇在于：為了完全地成為個體，我們需要虛構一個“大他者”這樣的載體來記錄我們的困境。        但如果這樣的載體不存在呢？波斯尼亞90年代初的后南斯拉夫戰爭中，對那些被強奸的女人來說，這正是她們最大的絕望之處。讓她們堅持的是這樣一個信念：我要活到講出真相的那天。假使她們活下來了，她們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沒有人真的在傾聽她們，她們所發現的事實正是雅克·拉康的主張：“‘大他者’并不存在。”也許會存在一個虛擬的“大他者”，你卻無法向其傾訴；也許會存在一個真實的他者，但他永遠都不像虛擬的那一個。我們是孤獨的。11、我認同卡夫卡的這句話：“對于一個現代、世俗的無宗教信仰者而言，官僚機構、國家官僚機構是唯一殘存的與神圣維度的聯系。”官僚機構與enjoyment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官僚機構那不可穿透的全知全能，就是一種神圣的enjoyment。機構中那些毫無目的性的表演，生成一種緊張的enjoyment，他們就這樣不斷復制自己直到永遠。12、在神學宇宙中，你的義務是由神授予的，由社會、或者另一個更高的權威決定，而你的責任就是去完成它。但在一個激進的無神論者宇宙里，你不僅要負責完成你的義務，你同時要負責決定你的義務是什么。13、在精神分析理論里，歇斯底里比變態更具顛覆性。一個變態者沒有不確定性，而歇斯底里則是一種懷疑性的狀態，一種極富生產性的狀態。所有新的創造都來自歇斯底里的質問，而基督教獨特的特征在于：它把這種歇斯底里的質問移置于上帝身上。        《基督最后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里有一個巧妙的理念：當耶穌基督在少年時被告知他不僅是上帝之子而且還是上帝自身時，他并沒簡單地接受這個說法。對于少年耶穌基督來說，這是個創傷性的消息：“天啊，為什么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嗎？”        我們是如何得出使基督教例外（于其他宗教）的結論呢？一切由《約伯記》開始。約伯開始遭殃，他失去了一切。三個朋友來拜訪他，每個人都試圖證明約伯的不幸是合理的。而約伯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接受這個深層意義。當《約伯記》末處上帝登場，還予約伯權利，上帝說那些神學朋友的話是錯的，約伯是對的，災難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在“取消受難的合法性”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差異即焦慮和愛之間的差異。猶太教的神是他者欲望的深淵：災難性的事情發生，而我們并不知道這個“大他者”的神究竟想從我們身上得到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 為了命名這一創傷性的經驗（釘上十字架），雅克·拉康用了一個意大利的短語“che voglio”——“你想要什么？”意思是，猶太教主義堅守著這種焦慮：神依然是這個高深莫測的、令人恐懼的他者。然而基督教用愛解決了這個沖突。通過犧牲自己的兒子，上帝證明他愛我們。這是一種假想的甚至煽情的對激進焦慮境況的解決方法。        我認為可以更激進地解讀基督教的姿態。死在十字架上的恰恰是“大他者”的保證。基督教的啟示在這里是極端無神論的。基督的死并非出于任何一種救贖或償還罪債，它正是上帝的瓦解——那個確保我們生命意義的上帝——“Eli Eli lama sabachthani？（父親，你為何棄我于不顧？）”         基督臨死前，我們看到了精神分析理論里的“主體的匱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徹底走出象征認同的領域，取消或者懸置象征性威權的整個控制域，“大他者”的整個控制域。我們當然不知道上帝想從我們身上得到什么，因為上帝并不存在。        基督曾說：“我不是帶和平來這里。如果你不恨你的父親或母親，你就不是我的信徒。”家庭關系在這里象征的是社會等級的關系。基督的啟示是：我快死了，但我的死是個好消息。它意味著自由已交還于你自己，沐浴在圣靈之中——圣靈正是信徒的共同體——他們認為基督會以某種方式回歸，這種想法是錯的。當信徒組成了解放性的集體時，基督就已經存在這里了。        ——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真正成為一個無神論者的方法就是去參與基督教，基督教是無神論式的，更甚于其他慣常的無神論主義。那些無神論主義聲稱上帝并不存在，但仍然保留了某種對“大他者”的信賴，這種“大他者”可以被叫做自然的必然性、進化等等，那么我們人類仍然被縮減為進化的和諧整體中的其中一員。——可再一次地，困難在于去接受“大他者”并不存在的事實，沒有可以保證意義的參考依據。14、向自由邁出的第一步不只是單純地改造現實去配合你的夢想，而是改變你夢想的方式。這是痛苦的，因為所有的滿足感都來自我們的夢。二十世紀所有偉大的革命運動（包括蘇聯、古巴、中國）都有一個共同的難題：它們的確改變了社會本體，但平等的共產社會從來沒有實現。夢想依然是舊的夢想，而它們都變成了最終的噩夢。現在剩下的激進左派所等待的是一個神奇的時刻——當真正的革命主體最終覺醒。而過去數十年令人沮喪的教訓，在于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真正革命性的力量，即使它服務的是它自己。        15、在革命動亂里，一些能量或一些烏托邦的夢想出現，然后被打破，而甚至，一場社會動亂的實際結果也只是一種消費主義化的日常生活。這種過剩的能量不僅留存在現實之中，還縈繞在我們的夢里，等待著被救贖。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何時，當我們參與激進的解放政治時，我們永遠不該忘記本雅明在一個世紀前所說的這句話：“每一次革命，假使它是真正的革命，它不僅僅朝向未來，而且它也會救贖過往失敗的革命。所有那些四處游蕩、不滿足的、過往革命的幽魂，都將在新的自由中找到他們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