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澎湃思想市場

84歲英國導演肯洛奇的新片延續了他一貫的主題和立場。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對被忽視與被損害的工人階級整體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著幾分無奈。這正是導演56年執導生涯反復變奏的母題：面對工作與生活的難以為繼，工人階級如何捍衛自己的尊嚴。盡管難以置信，但很難想象今天還有另一位導演愿意幾十年來如一日孜孜不倦、一絲不茍地將鏡頭對準這個龐大然而無法言說的群體。在上世紀70-80年代屢次受到政治審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撓后，肯洛奇依然沒有妥協和放棄。即便如今，年齡也沒有阻礙這位導演對工人生活與權益最新進展的關注。 在這部絕對不可錯過的新片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導演對親身見證的勞工三代人的刻畫，也可以看到平臺資本主義用工環境下傳統勞動權益如何進一步受到破壞，從而使得工人階級家庭越來越走投無路。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海報

勞工三代：被掩蓋的勞權衰落史 盡管影片將敘事焦點放在數字資本平臺對工人的剝削與工人維系日常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并沒有缺乏相應的歷史縱深。導演實際上展示了不同時代所塑造出的勞工三代之間的差異。 首先進入我們視線的是主人公一家。Ricky和Abbie作為正值壯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經濟收入的來源。經濟危機前他們過著準中產的工薪家庭生活，通過借貸有房有車。但2008年金融危機中銀行的破產，導致他們最終失去了房子。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筑業的工作，成為互聯網快遞平臺旗下的一名“自雇者”（self-employee）。妻子Abbie則是互聯網平臺上的家庭護理工人。面臨零工經濟的剝削，他們缺乏傳統的勞動社會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應的團結組織，更不用說斗爭經驗。 家里的孩子們則是00后青少年一代。哥哥Seb再過幾年就要步入社會，但他透過身邊年輕人的經歷，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沒有希望，無論是讀大學還是找工作都不會有未來。所以他成為一個叛逆和悲憤的年輕人角色，頻繁逃課，沉迷于街頭涂鴉。妹妹Lisa年紀小很多，還沒有進入社會的壓力，聰明體貼，努力照應家里的其他成員，但無力解決家庭的撕裂問題——因為問題無法在家庭內部得到解決。和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們在影片的結尾陷入了無助的狀態。這是必然的。此外，與他們的父母相比，他們是在智能手機和無線網絡環境下成長的一代，對這些新技術更加依賴。 容易被略過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這代人通過Abbie的護工視角呈現為垂垂老矣需要被護理的老人。盡管影片生動地刻畫出他們由于衰老而行動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傳達。首先是一位脾氣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盤子，由于Abbie拒絕了老人為她梳頭的好意，并聲明自己必須遵守平臺的規則不應與“顧客”有親密的私人關系。但老人的摔盤子是Abbie改變態度的轉折點，此后她開始打破規則，與“顧客”交心。于是才有了Abbie與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場景。影片由此點出這代勞工經歷的燃燒歲月。他們是年輕時參與了1970-1980年代英國罷工運動的一代勞工。當他們面對往日的照片，可以回憶起當時載滿罷工糾察隊的汽車，為罷工者供應免費食物的餐廳，工人們同仇敵愾不懼警察暴力的勇氣。但今天的工人面對勞動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嚴重的加班時長且沒有加班費）卻缺乏維權途徑。因此，當老人聽到Abbie的勞動狀況時感到非常驚訝，他們的抗爭精神其實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輕一代要更加強烈——這種情況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萊克》中也可以看到。這里展現了非常鮮明的兩代人對比。 當我們把導演本人執導的經歷與影片結合起來看，我們會發現導演試圖以此喚回英國歷史中的階級意識和斗爭精神的努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恰逢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上臺，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一邊控制學術和媒體輿論，一邊通過鋼鐵、鐵路、煤礦等公共部門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業，并強硬彈壓工會工人斗爭。與此同時，工會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等問題也使得工會高層并不總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決策。肯洛奇在這一時期的紀錄片《領導的問題》（"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領導的諸多問題》（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你站在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這些問題而遭到嚴厲的政治審查和禁播懲罰。禁播的理由是這些紀錄片失去了記錄的“中立性”。從這段歷史我們看到工人階級主體意識是如何被阻斷和遺忘的。國家機器通過暴力和意識形態的手段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沒有導向一個完全絕望的境地，實際上壓抑中總是暗含著希望的火種。劇情進展到后半段，Abbie在與丈夫爭吵、離家出走后來到老人家中尋求安慰。影片中象征兩代人精神傳遞的一幕是令人難忘的：老人一邊替Abbie梳頭以緩解她的精神壓力，一邊吟唱著美國民謠樂隊紡織工（The Weavers）膾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要知道這首民謠幫助紡織工打入大眾流行音樂的行列，并讓更多人了解到他們其它的左翼親勞工作品。 影片也將許多希望寄托在00后最年輕一代人身上。不偏不倚地講，哥哥Seb具有優秀的團隊組織能力，而他對命運的洞察以及對自由的渴望讓人聯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與鷹》中的訓鷹男孩Casper。妹妹Lisa則展現了她敏銳的分析和批判力。在幫助父親送快遞途中，她對快遞公司掃碼槍背后的運作機制做了簡單的社會分析。她思考了她的父親從來沒有思考的東西：拿著掃碼槍工作的一線快遞員甚至沒有時間上廁所，但那些坐在辦公室里操縱這些程序的管理者卻絕不至于如此，而這是不公平的。 現代奴隸制：勞工維權的挑戰 影片的重點是展現零工經濟對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的摧毀：長時間工作導致兩代人缺乏時間溝通，漸生隔閡；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關系變得緊張；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環境使得孩子對未來喪失信心。盡管從社區與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系切入勞工問題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個特點，這種敘事方式在《我是布萊克 》、《面包與玫瑰》與《凱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細致呈現了工人階級在互聯網技術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下如何受到新的剝削。

《我是布萊克 》劇照

我們看到家庭中的那對難夫難妻由于不被數字資本平臺承認為公司的受雇者而遭到了種種不公的待遇。首先，工作時間是驚人的，且沒有最低工資標準和加班費一說。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從上午7點工作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時長遠遠超過8小時，且無法間斷——這導致他只能朝塑料瓶里小便。而Abbie的工作時長絕不會更低，并且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平臺隨時可能打電話要求她接活——這正是我們在那場被打斷的家庭晚餐上見證的。而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其次，許多過去由公司承擔的生產費用現在被轉嫁給平臺的數字勞動者。Ricky自己花錢買下了快遞卡車，且要承擔其中的燃油費和維修費用。Abbie則要自己支付工作中來往于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車費。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數字平臺的“實力甩鍋”。當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搶劫和毆打，平臺不愿意承認這類教科書級別的“工傷”，沒有工傷保險，醫療費自付。不但如此，他還被要求賠償運送的包裹中丟失的護照和損壞的掃碼槍——價格不菲。另外，在他“曠工”的日子里，每天都將面臨高昂的罰款。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雇傭的”，簡直難以置信，如果數字平臺不承認Ricky是平臺的受雇者，不愿意承擔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又何來曠工罰款呢？ 更令人恐懼的是，硬性的規章制度與軟性的人情關系結合起來，對勞動者構成牢牢的人身控制。公司不會“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許休假。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罰款，他還不再是經理眼中的“好男孩“了，這讓Ricky感到自己辜負了經理以及客戶的期望。當Ricky由于處理兒子遇到的困難而不得不連續兩天“翹班”時，想想他在電話里對經理卑躬屈膝的樣子。他為自己的“失職”而感到自責和愧疚，但他完全沒有想過數字平臺從來沒有履行過自己對受雇者的責任。相反，它們一直在逃避，還以一種冠冕堂皇的措辭而擺出一副虛偽的平等姿態：“你可是自雇者，你不但要對你的合作伙伴負責，更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這種道德綁架讓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勞動者應有的權益。類似的事情在Abbie那兒也發生，平臺利用了她對老人們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費和額外的勞動。而對于Abbie來說，這種勞動更像自愿的，而這正是數字平臺的企圖。 類似地，灌輸給勞動者“自雇者”的身份意識，通過層層分包（包片包區或包路線）的策略也分立了勞動者，使他們之間形成更激烈的競爭關系，從而削弱了團結可能性——盡管Ricky更多地被呈現為一個非常努力但仍然無法達到苛刻標準的受害勞動者形象，但他為了更多薪水而“奪走”同事路線的行為的確是典型的“工賊”作為。傳統工會組織更難進駐到這樣的地方。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快遞平臺的規則促使Ricky違反交通法，造成疲勞駕駛等安全問題。2018年1月，英國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遞員唐·萊恩（Don Lane）因錯過醫療會診時間而去世。當時他為了避免每日150英鎊的罰款而選擇繼續工作，沒有去治病。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編劇保羅·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這個故事為原型制作了電影。一切是如此的真實。最后，影片也提醒我們：定位追蹤技術對勞動者的人身監視以及收集客戶的個人數據隱私并與其他公司進行利益交換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我們必須認識到，資本公司用工靈活化（如勞務派遣、雇傭臨時工）和分散化（多任務多地并行）的趨勢實際上自就業崗位向新興服務業轉移起就越來越明顯。但互聯網數字平臺的產生加劇了這一過程。正如影片中呈現的那樣，平臺資本主義不承認雇傭關系，從而使勞資矛盾不適用傳統的勞動法體系，以此甩掉與此捆綁的一系列風險和責任，壓低“人力成本”。這標志著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來的勞工歷史斗爭成果被徹底地否定。

面臨這些嚴峻挑戰的勞工并不在少數。根據英國衛報的報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間，英國為數字資本平臺工作的人數翻了一番，達到470萬，幾乎占所有就業人數的十分之一。英國目前有多達1000萬人從事某種不穩定的工作，這一趨勢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認為的“零工經濟”領域，并進入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傳統職業，例如教學，護理和接待服務。而根據《中國郵政快遞報》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2018年中國快遞員數量已經突破300萬，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時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時的占33.69%，近兩成快遞員工作12小時以上。由于采用不定時工作制，快遞員沒有加班費，大部分也談不上五險一金。75.07%的快遞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這些趨勢也的確使工會組織更加困難。1970年代，一半的英國工人持有工會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大多數于增長迅速的私營部門中工作的年輕人中，這一數字則下降到6％。2017年，英國的罷工次數是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總罷工天數僅為170,000，而在被稱為英國“不滿之冬”的1979年這一數字為2,950萬。我們通常所說的勞工三權（組織和參加工會權（團結權）、集體交涉權（爭議權）、集體行動權（抵抗權））正在新的資本剝削形式下喪失。 最后，影片落入了反對新興技術應用的左翼“技術保守主義”的窠臼了嗎？顯然沒有。它試圖使我們看到勞權的不斷削弱是自上世紀70年代延續而來的。這也是本文將這一觀點前置于第一部分的出發點。正如達拉斯·斯邁理在《自行車之后是什么？》中所說的那樣，技術不是獨立自主的存在，研發和應用技術是政治過程。今天我們處在互聯網技術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之中，從而導致了嚴重的問題。因而關鍵是，我們需要資本主義之外的替代性技術文化實踐路線。 替代性選擇：零工工會與平臺合作主義 現實中并非不存在我們所說的替代性選擇實踐。 實際上，新的零工工會正在被組建起來，盡管并非順利。2012年英國獨立工人聯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務于零工經濟領域的勞動者。根據英國衛報報道，自2012年以來，包括英國總工會（GMB）和IWGB在內的工會贏得了一系列針對零工經濟雇主的案件。2018年，英國就業法庭裁定上訴的自雇Hermes快遞員實際上是享有基本就業權利（例如最低工資和假日工資）的工人，而不是獨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此后，法院針對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類似判決。但是這并未導致行業發生巨變，因為公司尚未將法庭裁決應用于案件范圍以外的工人，并且法庭裁決屢屢受到挑戰。優步目前正在就一項判給駕駛員基本駕駛權的裁決提出上訴，該裁決將在今年作出。 在沒有來得及組建工會的地方，野貓罷工正在進行。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機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的Uber總部外集會抗議。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投票通過了禁止公司將工人錯誤地歸類為獨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術被非常巧妙地應用到斗爭之中。Whatsapp為快遞員和外賣員的網絡提供了技術基礎。消息得以迅速傳播。另外，利用平臺的程序設計結構，一些有利于罷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將單方面改變對騎手的薪酬支付方案，這引發了為期六天的“罷工”，騎手迅速采取集體行動使自己無法接單。來自Deliveroo的競爭對手Uber Eats的快遞同事迅速效仿，并開始利用該應用程序內的促銷優惠：新客戶首次訂單優惠5英鎊。通過反復創建新帳戶并訂購運送到糾察隊的廉價餐食，罷工者積累了一大堆免費食物，而為此買單的正是Uber。與此同時，當源源不斷的騎手帶著食物趕來時，他們發現自己的客戶原來都是同行，正歡呼著要求他們趕緊登出平臺賬號以加入罷工。

針對平臺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平臺合作主義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來自紐約新學院的學者Trebor Scholz提出。通過合作社模式和數字平臺技術的融合，數字平臺為勞動者所有，勞動者得以成為平臺的主人，享有體面的工資和收入保障，參與分工安排的決策，并有權決定個人在平臺數據的使用和存留。我們這些年看到了許多運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職業、線上零售、創意與藝術、出租車交通、家政清潔、新聞媒體、交易市場等各行各業。 德國的Fairmondo是由用戶擁有的離散式在線市場，采取有別于亞馬遜、淘寶的合作社模式。旗下2000名成員致力于發展替代電子商務大玩家的平臺，同時堅守自己的理念。該網站鼓勵公司參與公平貿易且只從社會責任信譽良好的商家進貨。在從德國推廣至全球的過程中，他們希望平臺最終由各個地方的合作社集體所有。 Stocksy則是一家攝影庫存圖片合作社。它歸藝術家們所有。合作社理念基于利潤分享，為網站提供照片的藝術家共同擁有網站所有權。藝術家可以申請成為會員，一旦成功，他們會得到銷售圖片50%的傭金，年底還有利潤分紅。 美國家政工平臺合作社Alia則是由美國的家政工聯盟開發的一個平臺。在美國的大多數州，家政工不適用一般的勞動法律，不被包括在勞動法保障的范圍內。這種情況下，家政工其實是缺乏社會福利保障的。但有了Alia，通過合作社分紅的方式，家政工擁有了帶薪休假和保險。 回到影片。在影片的結尾，父親Ricky為了避免罰款，背負著完全沒有痊愈的工傷坐上駕駛座，再次踏上沒有盡頭的快遞之路。在難以抑制的哭泣中，我們感受到他內心深切的無助和苦楚。值得慶幸的是，平臺合作主義這一逐漸壯大的發展力量可以算作對肯洛奇新片所展現困境的一個積極回應。2020年被平臺合作主義聯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為平臺合作社年。我們期待更多勞動者投入到改變自己命運的行列中來，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經濟模式的另類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