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訝于這樣一部有關心靈救贖的電影，竟能拍出如此與眾不同的味道來。這部帶著散文電影樣式的影片，借助真實的歷史背景，生動塑造了兩個只能在小說中栩栩如生的人物，現在看來毫不遜色于紙上的風采。  那種想要肆無忌憚地擴張人物心理及情緒的意圖得到了暢通無阻的發揮，看奧利弗.西斯貝格拍攝的《帝國的毀滅》時，我就對他的執導方式產生了好奇，他的鏡頭似乎總是在捕捉一切有用的注腳，以達到盡可能人性化、客觀化地服務于他的主人公。在這部《天堂五分鐘》里，這種動機愈發明顯，影片獨出心裁之處就愈發張揚。  作為政治暴力犯罪片，本片沒有在視覺上尋求同類影片常挖掘的刺激與血腥，反而從人物內心活動的大幅度跳躍上，營造了更多的“想象暴力”，這種令人窒息的不安伴隨影片始終。  一段新聞資料，電影回到75年的北愛爾蘭。畫面在槍火、燃燒彈、濃煙與逃避的人影中晃動，那不是虛構的場景，那是真實的歷史再現。從恐怖的追憶中回到現實，33年過去，曾經籠罩著氤氳灰蒙的花園小街，幻化做標志文明與和諧的現代化高速路。  喬坐在電視臺派送的專車上，正趕往節目錄制現場，這是一次特別的會面，喬要在電視節目現場秀上對峙仇人，一路他的思緒在混沌與矛盾中游離，他的生活在33年前被一個叫利特的十七歲少年毀掉了。喬目睹了利特開槍射殺哥哥的全過程，那對他而言就如置身冥界的五分鐘，催生顛覆一切而求得解脫的天堂五分鐘。之后父親悲傷成疾去世，哥哥自殺而亡，母親也離世，而喬孤單留在世上，承受著母親對他永遠不會收回的詰責與恨。而這趟不尋常的旅行，將要到達的目的地正是記憶中永遠不能放下的，折磨他半生的死角。即刻，在節目現場，喬將洗涮屈辱的人生，還家人一個公道，也要成全自己一個解脫的未來。  利特坐在另一輛車上，沉穩從容地向司機及屏幕前的觀眾講述自己，十五歲時加入當地黑幫，十七歲時加入了新教徒反對天主教的極端恐怖組織UVF（正式成立于66年，針對天主教平民實施暴力、殘害的恐怖組織。），為了證明自己在組織里的價值，他策劃了這起殺人事件。殺掉喬的哥哥以后，利特被判了無期，做了12年牢，出獄后靠到處演講，出售自己的罪責，過著物質上豐足的生活。然而，利特值得救贖的的關鍵正在此，精神上，他的的確確是在茍且偷生，遠離了快樂與平靜的利特，其實過得就像地下的老鼠一般。   倆人都到達電視臺錄制現場后，本片的重頭戲算開場了。首先要描述一下這樣一個具有諷刺八卦意味的節目秀——“生活受害者”，受訪的嘉賓有過“愛上驢子的男人，睪丸無法分開的連體雙胞胎，被卡在椅子里的胖女人……”現在輪到了受最大冤屈的犧牲品——喬。西斯貝格在嘲諷誰？媒體？其實是我們這些用傳統與道德支配桎梏他人的看客，所有和諧與美好都可按照絕大多數人的意愿“做”出來。電影中，大媒人身份的電視臺及那個充當中間人的可愛、善解人意的女劇務，她們就是觀者的眼睛與心。轟轟烈烈地起始，無聲無息地回落，一切推波助瀾的外物都成了笑話。這樣的設置，足顯西斯貝格的遠見。不論是我曲解還是無中生有，我喜歡我所感受到的笑話。愛恨情仇只能靠當事人面對現實，自由地選擇消徹底融或永遠凝結，旁觀者的掌聲與拳頭有什么立場？其實什么都不是。本片是這樣擺脫誤區的，這令人欣慰，喬與利特都離開了電視臺，節目秀被晾在一邊，他們決定正式勇敢地獨自解決恩怨。   利特托人送紙條給喬，兩人約定在喬的舊居，當年出事的舊屋了結一切。從電影的一開始，喬就帶著一把匕首，他用冰冷的匕首給自己有可能會不小心忘卻的仇恨注入生命，他決定親手殺了利特。而結果又是一波三折，經過決斗，一同死一次后，兩個人重生。西斯貝格這樣控制節奏與氣氛的技巧，在整部戲里多處可見，并不做作，反而有層層跌進，強化心里沖突的作用。   同時，在影片中那些壓迫心臟的小小聲音一直讓我難忘。在鐘擺的滴答滴答聲中，在消去雜音后胸廓急促回收與擴張中，在利特獨自面對鏡頭辯解、懺悔、呼吁時，聲波撞擊墻面發出空曠的聲音，都營造了被追逐的無助感。   閃回時，喬腦中母親歇斯底里的怒喝是相當暴力的畫面，在一個小孩子的記憶力，那不亞于目睹兇案所感受到的恐懼與心理陰影。我猜想，喬的人生若一帆風順，他或許會成為著名的足球明星，像利特一樣衣食無憂，名聲遠揚，而事實上，毀掉的不止是他的人生，還有他的生活，作為半輩子蛋盒廠的工人，后半輩子恐怕也只能如此。當然，還要提到一個更加嚴酷的政治宗教問題，即使沒有遭遇這些，當時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還是會打亂所有人的生活，哪一樣都不是兒戲。   影片最后，喬還是原諒了利特，這就是電影，也是藝術。為身邊的人活著，當然沒錯?？墒悄切┦苓^傷的心真的能愈合嗎？但愿！為他們祈福。   關于北愛的故事，無論放置于何種光影介質中，它都將不可避免地觸碰到殘忍而嚴肅的政治、民族、宗教話題，在風雨飄搖的歷史長河中，落盡繁華，飽受滄桑，有訴不盡的榮耀與屈辱，也有熄不滅的熱情與希望。悵惋于幽怨的曲中恨，沐恩自先祖凱爾特的靈與魂，廣袤的綠王國，偉大而可愛的民族。   我是十分熱愛這個民族的，愛他們的熱情、勇猛、善良，愛他們無窮無盡的藝術生命，愛他們神秘而悠遠的傳說。   我知道《勇敢的心》這一曲來自蘇格蘭高地，空中繚繞回旋的風笛，即使多歡喜，都不能混淆愛爾蘭人與蘇格蘭人，就像不能混淆一對哥倆的名字。   我還有過無知的幻想，幻想《風吹稻浪》里，那決定性的投票是另一種結局，那樣后來的血雨腥風或許就存在于小說里了。   我看《饑餓》的那一晚，凌晨兩點多坐在陽臺上，望著窗外幾點昏黃的燈暈，竟怎樣也揮不走那瘦骨嶙峋的軀干了。   每每聽小紅莓的“zombie(僵尸)”一幀幀畫面塞進身體的細胞內，悲傷隨歌噴涌。      寫有關這里的文字，對我而言就像不懂繪畫的我，剖解梵高的抽象畫一樣，因為完全明了，有時文字存在的意義旨在凸顯蒼白襯托下的不可企及，根本無法實現平等客觀的視線交換，沒有經歷過，再多誠意，也觸不及真實的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