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用稿，請勿轉載】 1984年，當大衛·西蒙（David Simon）以《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警務條線記者的身份拜訪警探艾德·伯恩斯（Ed Burns）時，差點因外形過度“社會”被伯恩斯當成是罪犯抓起來。西蒙肯定不會想到，20年后他會和面前的這名警察在HBO聯手合作一部或許是史上最偉大的美劇，而后者彼時正負責馬里蘭州一樁重大毒品案，日后兩人就以此案中的毒梟為原型，創作了這部反應巴爾的摩眾生浮世繪的巨制。

西蒙更不知道的是，在結識伯恩斯30年后，他還會因為這部美劇，接受來自第44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白宮采訪。在西蒙面前，還有一年即將卸任的總統像個謙遜的小學生，奧巴馬自稱是這部美劇的“大粉絲”（huge fan），還將其列為自己“最喜歡的電視劇”。整個采訪中，奧巴馬都在詢問西蒙一個問題——是什么導致了美國社會中的毒品戰爭？或者換個問法，是什么造成了美國社會中的種種痼疾？

被淹沒的傳奇 《火線》（The Wire）像是一個美劇史上的神話。它剛剛播映時默默無聞，收視率完全打不過同臺HBO王牌劇《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和《六尺之下》（Six Feet Under），同時段更是被ABC的《絕望主婦》（Desperate Housewives）碾壓。每季結束，西蒙和伯恩斯總要趕到紐約HBO總部的總裁辦公室，說服總裁大人簽下一季的合約。 《火線》實在缺乏賣相：2/3的角色是非裔演員（開播前兩年，觀眾也大多是非裔），鏡頭對準的是巴爾的摩最底層，雖是警察?。╟op show）但卻殊少破案的懸念，更乏案件告破時的“爽感”。它既沒有《犯罪調查現場》（CSI）那樣眼花繚亂的偵破手段，也沒有《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那樣的高智商對決。所有這些都導致了低收視、低口碑，前兩季在艾美獎上甚至提名都沒能撈到一個。

轉機出現在2007年。第三季播出后，越來越多觀眾開始希望《火線》不要因為重要人物的死亡而終結。劇迷們甚至成立了www.savethewire.com的網站來挽救這部口碑逐漸升高的劇集。在收視人群分布中，觀眾也不再局限于非裔，越來越多元的觀眾人群分布有效推動了這部劇的知名度——作為一部沒有明星的美劇，在第三季播出后，越來越多無甚名氣的角色演員開始在街頭巷尾被路人認出。 《火線》也引發了知識階層的廣泛討論，甚至逐漸開始成為了某種標簽。如果當被問及“喜歡什么美劇”時，回答《火線》會讓你看上去與眾不同：你可能會被貼上“知識分子”、“讀書人”、“有社會關懷的進步人士”的標簽。14歲的小演員麥卡倫（Julito McCullen）一次參加電影試鏡，年輕的他沒看過多少影視作品，但又怕被選角導演問起“最喜歡什么電視劇”，于是向母親求助。母親答曰：你就說你喜歡《火線》。巧的是，一周之后，另一部美劇也向他發出了試鏡邀約——正是《火線》！ 當2008年最終第五季播完時，很多人似乎才如夢方醒，如此偉大的作品一直伴隨了人們6年，而大部觀眾仍舊未能察覺。DVD的發行使《火線》迎來了第二春：劇集DVD的租售量穩步升高；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史上最佳美劇”的榜單上，始終名列前茅，并且數次位列三甲；而哈佛、耶魯、伯克利、LSE等眾多頂尖學府都將《火線》列為社會學課堂的討論對象，藉此分析種族、毒品、教育等公共政策議題。

《火線》的高開低走既是這個時代的悲哀，也是這個時代的驕傲。說它“悲哀”，它在播時收視持續慘淡，每逢季終都要面臨被砍的傳聞，鮮有人能夠發現它的魅力。但它同時又如此“驕傲”，它劍指美國社會體系的種種頑疾，同時又極度引人入勝，在滿屏粗鄙的F-word之下，如手術刀細膩地解剖著美利堅。戲劇化的情節被極度豐滿的人物群戲解構了，警匪貓鼠游戲的懸念被游走于黑白之間的正邪曖昧取代了，電視制片人們被尼爾森收視率數據奴役的恐懼被兩個致力于追求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制片人擊得粉碎。 巴爾的摩的柜子打開了，從里面走出的骷髏個個觸目驚心。 《火線》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遺珠。很幸運，在劇終后不到十年，它就獲得了空前的推崇。 系統的失靈 《火線》以巴爾的摩市警局與毒品黑幫間的斗法為主線，每季圍繞一個主題展開：街頭毒品、碼頭工會、市政議會、公共教育和本地媒體。五季中，毒品戰爭更像是一個幌子，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牽引出巴爾的摩的眾生相：警局的內部斗爭，黑幫的毒品銷售，市議會的議員和市長間的政治角力，公共學校中的教育實驗，地方報紙為奪普利策獎的不擇手段......在巴爾的摩徐徐展開的畫卷上，下至貧民區里骨瘦如柴的癮君子，上達在宴會上推杯換盞的達官貴人，他們一個個各懷鬼胎、粉墨登場?！痘鹁€》巨細靡遺地展現這些自始至終都可能互不相識的、不同社會溫層的官僚、警察、記者、教師、學生、流浪漢和毒販是如何交織在一起。 西蒙和伯恩斯在策劃之初，就拒絕把《火線》打造成一部有關刑偵的警察劇，或是一部涉及毒品的犯罪劇，抑或是一部展現官場的政治劇。更夸張一點說，《火線》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類型劇，它不符合觀眾對一部劇的基礎性期待。西蒙和伯恩斯最為關心的，并非是巴爾的摩某一個街角、某一座學校、某一所警局、某一位議員的問題。他們更關心的，是系統（system），是整個美國社會系統出了怎樣的問題。而這種系統性問題的來源，并非單單是某幾個貪腐的官員，也不是效率低下的警察，甚至不是做著白粉勾當的毒販。整個體系的崩潰來源于每一組齒輪都嚴絲合縫但又稍有差池，每一顆螺絲釘都看似牢靠卻有些許缺陷，每一個發動機都看似運轉正?？善鋵崊s在空轉......

巴爾的摩罪惡的被告席上，沒有人是那個真正罪大惡極的元兇。大部分人都不過是這場罪惡的從犯，他們時不時伸手從撒旦的口袋里夾走5美分；但每一個人似乎都又有一肚子的委屈和義正辭嚴的理由。新任市長為了所謂更大的善、為了祖國未來的花朵（當然還有更多的選票以及自己的仕途前程），只能把答應給警局的錢轉給千瘡百孔的公立學校；公立學校為了教學績效，不惜把試卷出得極其簡單以換取教育政績，再用此獲取財政扶持；警局為了今年的破案率達標，明知廢棄公寓區每扇門后都可能躺著一具尸體，也要等到新年一月來臨之后再撬門；報社總編明知麾下小記者的報道摻假，但覺得摻假新聞有望奪得普利策，就假裝充耳不聞...... 談及《火線》主旨，西蒙總喜歡用“系統失靈”（system dysfunction）一詞。人們總喜歡把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稱為電影社會學家，但電影120分鐘的長度總是將老馬丁的視角局限在某個具體而微的社會議題之上。而同樣長于底層視角的那些導演們，如肯·洛奇（Ken Loach）又往往容易拿最為極端化的特殊案例（如《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來完成一個宏大的社會批判。這種手法往往流于失之簡單的澎湃控訴，最終一葉障目地淪為知識分子過于理想化的自我道德滿足，對于社會真實的問題卻止于隔靴搔癢。

《火線》顯然不滿足于這種廉價的控訴體。除極個別官僚外，《火線》幾乎找不出讓人深惡痛絕的反派，大部分角色各自都有可愛的一面，但在每一個節點，他們都會利用先例、規則、制度為自己做出一點點似乎沒那么誠實、但又合情合理的選擇：警局為了政績，只能放棄本可一舉擊潰毒品集團的“釣大魚”的機會，代之以抓些街頭的蝦兵蟹將用以完成指標；市長不愿放棄快速晉升的機會，導致手頭有限的資源只能在兒童教育和社會治安間二選一；碼頭工會領袖不惜以身涉險搞點小走私，只為籌錢給手眼通天的掮客們，希望他們能說服政客們在政策上重振海港碼頭。而最終，那些不得不承受系統內層累堆積不斷小問題的后果的人，往往是公立學校里的學生，無力逃離糟糕社區的老人，以及不可自拔的癮君子。 《火線》對于整個美國社會體系步步為營地批判，如教科書一般為我們展示著權力運作的方式，不動聲色地向我們揭開了罪惡的淵藪：所有的人都無法自外于這個體系，最終要么參與系統的共謀，要么淪為受到排擠的理想主義邊緣人。《火線》是大衛·西蒙和艾德·伯恩斯對美國社會所出具的一份病理異議報告，在他們這里，沒有美國夢，也沒有偉大，更沒有治世的靈丹妙藥。 當烏托邦遭遇現實主義 對系統入門三分的批判，來源于真實體驗。對《火線》來說，所有的一切又都過分真實。西蒙曾是《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記者，而伯恩斯則長時間在警局負責反毒品工作，之后又進入公立學校做老師。可以說《火線》的一切完全基于兩人的真實生活：劇中的毒梟都能找到原型，甚至名字都在致敬；而羅賓遜式只打劫毒販、不傷害平民的豪俠奧馬爾（Omar）也源于巴爾的摩街頭的真實人物。主創甚至找來了這些原型做現場指導：毒梟如何運營毒品網絡，而豪俠如何謀劃每一次打劫，而伯恩斯自己就能為警局內部的權力運作方式提供最內行的建議。 在選角上，劇組更是不拘一格。很多演員真的坐過牢：飾演殺手斯諾普（Snoop）的女演員曾經因謀殺罪蹲過大獄，出獄后繼續做些非法勾當，她甚至在試鏡后等待結果的這段時間繼續販毒以補貼家用；演完《火線》三年后，已能時不時接到片約的她又因為販毒被捕。而扮演綽號Bubbles的男演員安德烈·羅佑（Andre Royo）在拍片間隙在街頭閑逛時，因扮相過于像個吸毒者，居然有街頭毒販向他推銷“新產品”；而當他回到片場時，HBO雇傭的保安又以為他是偷拍攝設備的小偷。

連拍攝脫衣舞俱樂部的場景，劇組都聯絡了真實的地點拍攝。結果劇集拍到一半，俱樂部因為有洗錢嫌疑被FBI查封了，導致劇組下半季只能向FBI（而非俱樂部原老板）支付場地拍攝租金。很多演員就來自巴爾的摩西區本地，最初的一批觀眾也是當地居民?！痘鹁€》的故事、人物、乃至取景，就在他們所居住的街道附近，對于很多初次演戲的巴爾的摩本地演員來說，他們甚至都不用表演，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為了趨近真實（當然也是迫于預算壓力），劇組幾乎沒有啟用任何一張好萊塢熟面孔，沒有人帶有明星光環，遑論主角光環。《火線》是一場似乎人人都是群眾演員、人人又都是主演的大型群戲，將近四十余個主要人物，戲份平均已極，人物卻仍各有特色、鮮活異常。 然則，“真實”的意義并不單單在于選角、取景和改編現實。《火線》的現實感來源于對現實社會系統的絕望。它沒有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甚至對任何所謂的解決方案都抱有質疑。第三季中，地區警長發現如果把毒販聚集在一起搞一個“毒品自貿區”（Hamsterdam），可以有效降低其他地區的犯罪率。于是他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跟毒販保證在自貿區中會對販毒行為睜只眼閉只眼?？勺罱K，這種方法雖行之有效，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政客們對這種做法非常感興趣，但在面對普通選民出于直覺的反感和媒體不經調查研究的抨擊時，立馬調轉槍頭大肆批判“毒品自貿區”。沒錯，西蒙和伯恩斯在抨擊官僚體系的同時，也暗示了普通大眾在公共議題上極易被操控的劣根性。工會、學校這些在大眾感知中較為正面的機構，也不再是純潔無瑕的進步團體——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社會體系中每一個零件都在腐朽，這就是《火線》令人絕望的現實主義。

當然，較真的左翼大佬們并不作如是觀。2010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一篇名為《<火線>中的現實主義與烏托邦》（Realism and Utopia in The Wire）的文章中認為，《火線》在現實主義描摹的同時，也引入了友誼、家庭、美國夢等一系列烏托邦元素，然后不斷用殘酷現實將其一一擊碎?！痘鹁€》將烏托邦的美好幻境引入了現實主義的敘事之中，從而激化了一種更具悲劇性的現實。而齊澤克（Slavoj ?i?ek）在其2012年出版的《夢之危年》（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里對此作出回應。他列舉了具體片段，論證《火線》不是所謂“客觀現實主義”，而是“主觀現實主義”（甚至是心理現實主義），即《火線》仍舊展現了與真正現實所不同的經過“排演”的現實，它或許反映了某些客觀現實，但卻未能對更加抽象的資本主義體系作出客觀的描摹。 誠然，左翼學者通常皆自命文本闡釋方面的大師，但無論是詹明信抑或齊澤克，他們對于《火線》現實主義的見解未免都有些“六經注我”式的想當然。海明威研究專家菲利普·楊（Philip Young）曾說：“一切美國故事里最偉大的主題，就是天真遇上經驗?！痹凇痘鹁€》中，警探麥克諾提（McNulty）作為劇集的核心人物，理想主義般地不斷向追求浮于表面的統計數字績效的官僚體系發起唐吉坷德大戰風車式的絕地反擊。但這是詹明信認為的“烏托邦”么？是齊澤克以為的“心理現實主義”么？《火線》只不過一次又一次用這些理想主義的人物，來揭示美國社會體系從上到下的荒謬絕倫、自我復制、不可救藥以及二十二條軍規。烏托邦（或是心理現實主義）在電視劇這種體裁中，是一種揭示現實主義的方法，而不是現實主義本身。 諷刺的是，麥克諾提警探在五季里都在頑固地攻擊官僚主義，第五季中他甚至不惜偽造出一個所謂的“連環殺手”，并不停放料給媒體，以換取市政府對于警務的重視和財政投入。但當真相敗露時，被政府高官和警局領導恨得牙癢癢的他，不但未受到逮捕起訴，相反因為市、警兩界之前調子定得過高，高官們都希望息事寧人，只以強迫麥克諾提離職草草收場。一生都在以跟官僚主義作斗爭為樂的麥克諾提，也拜官僚主義所賜，滑稽地逃脫了法律責罰。當烏托邦本身也在被現實主義化時，不知道還有什么比這更為現實主義的。 巴爾的摩，一座城市 《火線》為我們奉獻了或許是美劇史上最為精彩的群戲，劇中人物的戲份相當平均。但《火線》仍然有一個無可爭議的主角、一個壓倒性的C位領銜、一個貫穿全劇自始至終的演員——這就是巴爾的摩這座城市。 巴爾的摩位于美國東海岸，是馬里蘭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最重要的海港城市，距離首都華盛頓不到80公里。在美國治安最差的城市中，巴爾的摩長期名列前茅，而同時這里也是非裔市民占多數的美國城市。2019年7月，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炮轟這個民主黨長期盤踞的根據地，痛斥巴爾的摩“老鼠橫行、令人作嘔”；這也引發了作為巴爾的摩人的CNN非裔主播布萊克維爾（Victor Blackwell）在節目中眼含熱淚地為家鄉辯護。

特朗普對巴爾的摩的批評，當然可以從兩黨政治、種族歧視、城郊治理等多角度予以闡釋；但巴爾的摩長期以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泛濫肆虐的毒品交易、某些地區屢見不鮮的搶劫，在全美也確非虛傳。2015年以來，警局更是接連爆發丑聞，先是非裔青年格雷（Freddie Gray）在警車上不明死亡，后是緝槍組組長詹金斯（Wayne Jenkins）借職權之便“白吃黑”，洗劫黑幫、敲詐勒索…… 但如果沒有巴爾的摩這座罪惡之都，或許也就沒有《火線》。與美國其他城市一樣，巴爾的摩也有安全、繁華、整潔的“富人區”，但這也不能掩蓋巴爾的摩東、西兩地區極度糟糕的治安。不過也正是巴爾的摩極端的地區分化，才能讓我們在《火線》里看到那種從衣冠楚楚的政商人士，到街頭巷尾流竄的“行尸走肉”之間巨大的貧富、階級、文化的差異。第一季中，流浪漢線人Bubbles被警探開車帶回了巴爾的摩西區，望著城市一側的繁華和另一側的破敗，Bubbles感嘆到：“天堂和這里，一線之隔。”（Thin line between heaven and here.） 對于東西兩區的市民來說，巴爾的摩是不幸的。但對于《火線》而言，卻沒有比巴爾的摩再合適的主角了。西蒙和伯恩斯，這兩個用電視劇來寫論文的社會學家，用攝影機書寫了或許是美劇史上最為現實、也最為絕望、同時也最為偉大的田野調查。這篇論文既是樸實無華的現實，也是大巧若拙的藝術。在這個收視率、點擊率至上的娛樂快消品時代，《火線》或許是電視界給我們最大的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