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老婦人記得多年前于上海，曾花費不菲買下一只天鵝。‘這畜生……’市場鵝販吹噓著，‘伸長脖子企盼化鵝，你瞧，它美得讓人不忍下肚。’然后這婦人抱著鵝飄洋過海，滿懷期盼地前往美國。旅途中，她告訴天鵝說，在美國我會有個像我的女兒，在那兒，她無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沒人會看低她，因為她將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為一只比期望中還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鵝。但當她抵達新國度，移民官員奪走她的鵝，婦人驚惶地揮舞手臂，只留得一片羽毛作紀念。很久以后的現在，這婦人想給她女兒這羽毛，并告訴她，這羽毛雖不值錢，卻是來自遙遠的國度，一直載負著我的期盼。”那只遠渡重洋的天鵝背負著四位母親歷經劫難而重生后集聚的生存信念和中國傳統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對女兒所有的期待。而在美國這片新大陸，她們卻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發現她們的信念和價值并不能得到這個“自由國度”的認可。但她們仍然竭盡所能留下那片即使旁人看來不值錢的羽毛，希望最終有一天她們的女兒能夠理解她們所有的心情。譚恩美和她的《喜福會》華裔美國女作家譚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一發表，就被列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達9個月之久。1990年，該書獲得洛杉磯圖書獎，全美圖書獎，全美圖書評論家獎，海灣區圖書評論小說獎和英聯邦俱樂部金獎等多項文學大獎。小說后來被改編成電影也在國內外引起了劇烈的反響。《喜福會》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為小說描寫了四位母親在舊中國的苦難經歷，充滿了東方色彩，迎合了美國廣大讀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國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為小說具有跨文化主題。作者通過描寫四對母女間的代溝和隔閡沖突反映了母體文化與異質文化相遇而生的文化情結——東西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以及華裔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艱難求索這一富有世界意義的重大主題。和小說中所描寫的移民后代一樣，譚恩美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中國移民的后裔，她從母親的故事中經受了中國文化的熏陶，在她的骨子里，有一種無法消解的中國文化情節。另一方面作為在美國生長的第二代移民，周圍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都是典型美國式的。美國是個移民社會，是個“大熔爐”，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的沖突，也就是關于文化身份認同的思考普遍存在于少數族裔作家的文本中。在《喜福會》中，作者從個人的記憶出發，間離了一個特定的觀察歷史和吸納文化的視角，將自我經歷放大，將家庭矛盾、母女之間的沖突提升到文化沖突的層次，并在中美文化傳統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話，使得小說和后來的電影都更具文化內涵和藝術張力。《喜福會》中所描寫的四位母親，在40年代帶著舊中國的苦難和傳統文化，從中國大陸移居美國。那時的美國是她們心目中的天堂，在美國她們希望自己的女兒再也不會重復舊中國婦女的不幸，不再重蹈她們的覆轍。對孩子她們寄予無限的希望，她們想按自己的理想規劃女兒的前程。但是，這些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孩子們自幼接受的是美國的文化，在她們看來，母親的想法與行為既荒唐又可笑，于是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從而產生了很深的矛盾。從文化的角度看，影片的前半部分通過四對母女之間的關系表現了中西兩種文化間的碰撞與沖突，后半部分記述了母女關系從沖突走向和解從而構建了東西文化從二元對立到二元融合的文化發展前景。華裔群體作為遷徙的族裔面對的是雙重文化的困境，母體文化與生活中異質文化的沖突，使得他們無法從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規。于是在與異質文化碰撞與遭遇時，沉積在記憶深處的文化基因和成規就會自然顯現。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對民族主義、再現和抵制都予以了嚴格的審視，尤其強調了一種帶有殖民論爭之特征的‘矛盾性’和‘混雜性’”是“對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構。”。①這種“混雜性”就是處于邊緣的流浪作家的一種顛覆策略，以異質文化滲透到主流文化當中，從而被主流文化所認同。母女交流的“失語”——中西文化的碰撞兩代人之間的交流障礙，首先來自語言。“語言作為一種信號，反映出文化成見和約束了人們的思考方式”，而且“在意義通過語言的編碼過程中，語言外部的情景極為重要。”。②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員的對話都是使用英文，但母親們的英文中總會夾著些許的漢語詞匯，特別在她們急于表達某種意義的時候。我們相信，對于母親來說，中文永遠是她們的母語，就像中國永遠是她們心靈深處的家。只要她們愿意，這語言隨時能夠從她們嘴里流利而出。所以蘇堅持辦著“喜福會”，因為這是母親們心中傳統文化的棲息之地，讓她們這群身處異國他鄉，徘徊在主流文化邊緣的異鄉人，可以穿起中國服裝，用母語閑聊、講故事，在強烈的本土文化氛圍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對于她們的下一代，她們卻憂心忡忡，雖然她已經“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卻“輕忽了她們來到美國的夢想”。這些第二代移民隨著年月的增長，甚至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本來是個中國人。她們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語進行交流。即使在打麻將的這樣一個傳統的場合，她們也不允許母親們在和她們的交流中夾雜中文，因為她們不知道她們“是不是在作弊”。語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間信息交流的閉塞，直至雙方都陷入沉默。在中英兩種語言環境下，“家庭”這一語言符號的“能指”被賦予了不同的“所指”意義。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家庭既代表了家長對子女的絕對權力，又意味著家長與子女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但在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則鼓勵各人奮斗，強調自我實現和獨立意識。影片中所表現的母女之間的沖突在某種程度上便折射出了中美兩種文化之間關于“家庭”價值觀的碰撞。蘇一直以來都把對在大陸下落不明的兩個雙胞胎的“虧欠”轉化成希望寄托在女兒君的身上。她望女成鳳，一直用自己心目中的母愛方式對君進行著“天才培養計劃”，并在君有所反抗的時候強勢地喊出：“女兒只有兩種，服從母命和隨心所欲的，但這房子只容得下服從的。”可是君這樣在“自由國度”長大的孩子如何能理解母親的苦心，她也不甘示弱地對母親吼著：“我又不是你的奴隸，這里不是中國，你逼不了我！”此后，母女倆的分歧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君故意忽視母親的期盼，也使自己最終成為了一個碌碌無為的人。薇莉自幼有著下棋的天賦，卻因看不慣母親拿著自己的榮譽到處炫耀而賭氣說不再下棋，而她倔強的母親林多卻認為自己對薇莉的苦心栽培不僅沒有得到女兒應有的尊重和回報，就連為女兒驕傲這么無可厚非的表現都被女兒當作是失去面子的事情，從而失望不已，以致很長時間不再“干涉”女兒的生活，永遠一副不喜不悲的表情。母女之間的隔閡由此而生，“失語”長達了二十多年之久。影片中的母女兩代人的誤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語境中產生的，因而這種矛盾沖突不僅僅是通常的“代溝”可以涵蓋的，它體現了自我/他者、中心/邊緣、西方/東方之間的文化權力沖突。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說的:“西方與東方的關系是一種權力統治和不同程度的復雜的霸權關系。”③在這種文化落差和文化夾縫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國主流文化的女兒和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母親之間對話語權的爭奪。出于劣勢的母親——東方文化必然受到強勢西方文化的壓抑，使得母女雙方在種族壁壘和文化碰撞的阻隔下越走越遠，終于陷入“失語”的狀態。西方認知結構下的權力意識和對于中國的片面的、有偏見的西方文化傳統使浸潤于美國文化的女兒們對于母親的認識自然成了歪曲異質文化的一種單向活動。而中國近代史上的卑微性和經濟上的落后性更加使得中國母親在異質文化中處于“邊緣人”的地位。她們在社會上沒有自己的聲音，唯一能依賴的便是那股不認輸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傳統。她們以結結巴巴的英語，對女兒的生活和成長進行干預和教育，表現著她們無畏的抗爭以及對西方霸權的挑戰。和東方意識不謀而合的是，母親在母女對抗的關系中，不去據理力爭，和女兒爭辯不休，而是采用中國傳統的忍讓、以退為進的方法。在這樣的思想文化沖突帶來的沉默中，母親老去了，女兒也經歷了兩種文化在自己身上的碰撞與沖突。當母親一代正痛苦地忍受“失語”帶來的巨大創傷時，女兒們也在不知不覺地重復著母親們的故事。女兒們的尷尬——他者自身的困惑對于在美國出生的女兒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是母親的絮絮叨叨，是她們不能完全理解的漢語，是神話般的故事。她們想盡辦法去適應和同化于周圍主流社會的文化環境，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然而，她們與生俱來的臉龐和從母親那里潛移默化得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使她們在美國人眼中永遠屬于“他者”。正如帕特里夏?林所指出：“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婦女對于中美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十分敏感。與她們的母親不同，這些婦女面對的是來自兩種對抗文化的要求。盡管這些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婦女熟知中國生活方式的點點滴滴，但她們常常會因為必須在‘中國式’和‘美國式’之間做一決擇而感到無可奈何。相比之下，她們在中國出生的母親，很少會因為糾纏在究竟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以及生為女性之類的復雜問題中而感到茫然。”④薇莉總是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干練的作風和能力讓她在事業上也有所成就，她在各方面都可以算是一個成功的“美國人”，但唯獨在感情方面，她始終過不了母親那一關——其實說到底是過不了她自己心里那一關。雖說多年來的隔閡讓母女兩人幾乎沒有交流的空間，但在那種中國式教育之下長大的孩子，天生對父母有一種不知名的畏懼。頭一次婚姻，薇莉就為了母親歡心而嫁給了一個中國人。這一次她想勇敢找尋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母親這個形象在她心里卻如同一座大山。帶男友回家吃飯的那晚，薇莉一直在觀察母親的表情，母親笑了她也松口氣，母親如果不開心，她連結婚的事都不敢提。在外在的美國式瀟灑感情和內在的中國孝道之間，薇莉一直左右為難。李娜有一份獨立的工作，在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開銷都“AA制”清算，她總以為這樣就能彰顯她獨立自主的人格而得到丈夫的尊敬，然而，“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無非是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⑤在成為經濟上獨立的新女性的同時，李娜卻在不自覺間喪失了感情的尊嚴，夫妻之間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事事被金錢的利益所左右，讓她心中郁悶卻又不知癥結在何處，有苦說不出。羅絲擁有的優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贏得了出版大亨兒子的青睞，然而男方的母親卻試圖請羅絲離開，因為她的膚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響其兒子的事業發展。“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識形態一再把自己與一個處于從屬地位的他者相區分。”“為了維護一個民族的優越地位，別的東西——一個他者——必須首先被作為低等的打上標簽。”⑥美國學者艾米?琳在談到華裔的文化身份的時候曾經說到：“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出生在美國的中國人，都發現她們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他們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個事實——他們的種族是亞洲，但是通過教育、選擇或者出生，他們又是美國人。”⑦可是即使是國籍上，文化上的“美國人”又如何呢？在正統主流的西方文化語境中，膚色決定了她們永遠都是處于社會邊緣的“他者”。世俗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羅絲的心理，她雖然嫁給了心上人，但卻在內心深處將自己看成了丈夫身邊的擺設，為了愛情而失去了個性和自由，最終也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愛情，成為感情上的“他者”。如果說母女之間的“失語”更多是出于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和碰撞，那么女兒們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文化攻勢時表現出的尷尬和困惑則體現了主流文化對“他者”的排擠。我們看到在影片中，女兒們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中國傳統教育，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乃至整個中華文化顯得遙遠、隔膜。但由于母親們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這些傳統還是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們的思想。這種被雙重文化滲透，具有雙重文化的意識，使得她們在用美國方式解決不了問題時，潛意識中的中國文化意識又會有所作用，雙重身份注定使她們在兩種文化之間尋求調和。異質文化的交匯文化身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文化具有的或某一具體的民族與生俱來的特征，相反，它有一種結構主義特征，是一系列彼此相關聯的特征。霍米?巴巴認為，文化的“身份決不是先驗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遠向著總體性形象接近的一個難以把握的過程。”⑧霍爾也說過，“主題在不同時間獲得不同身份，統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們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認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認同總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⑨在《喜福會》中，隨著歲月的推移，每對母女最終都以和解作為故事的結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兩種異質文化的交融。君在母親過世前不久才終于明白這二十幾年來母親對自己的良苦用心。正如“怎有女兒不了解自己母親的”，世界上也不會有不了解自己女兒的母親。中國傳統的欲揚先抑、隱忍的教育方法在表面上將蘇在君的眼中塑造成了一個冷漠的，對女兒極度失望的母親，但蘇卻從來未曾放棄過她這看上去碌碌無為的女兒。因為只有她知道女兒的純潔和善良，這是任何表面的能力都無法比擬的品質。而那個時候，君也終于明白了母親對自己所有的期盼，不過是好好地生活下去。當她在麻將桌的母親東首位置坐下的那一刻，我們似乎看到了女兒/西方已經開始認真接納母親/東方。當影片結尾君回到中國與她從未謀面的雙胞胎姐姐擁抱相認的時候，雙方口中共同喊出“媽媽（MaMa）”這一為所有語言所共有的語詞，簡單而有深意，是東西文化的交集之一。林多同樣是一個倔強而不懂過多表達感情的中國母親。受到小時候“下棋事件”的影響，二十多年來，薇莉一直以為母親的一言不發就是代表她無聲的反抗。所以她嫁給一個中國人來取悅她，但離婚的時候母親失望的表情卻讓薇莉在很長時間里交了外國男友也不敢讓母親知曉。可是在林多心里，她雖然對薇莉的外國男友有著諸多不滿——主要是由于其不懂中國文化和禮儀，但畢竟女兒的幸福就是母親最大的快樂，林多最終對薇莉婚姻的寬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了她對美國文化的接受和對兩種文化差異的尊重。在李娜要愛情不要過度依賴的所謂平等婚姻中，正是母親的一席話喚醒了她內心深處對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溫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美國個人主義的平等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同樣，在愛情婚姻中失去了自我的羅絲被母親的故事深深震撼，那股流淌在她身體之中的中國人自強不息的血液讓她徹底清醒，自己并不是社會，家庭之外的“他者”，她就是一個完整的個體。而她的自尊自強也最終重新獲得了丈夫的愛情和尊敬。賽義德曾說：“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單純的，所有文化都是雜交性的，混成的。”⑩母女兩代，過去和現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本來就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母女之間經歷歲月磨合最終所實現的認同實際上就是對中西兩種文化的認同。只是這一認同并不是任何一方全盤接受對方的文化類型，而是重構了的只屬于華裔這一群體的第三種文化。在固守傳統文化的母親身上，我們可以讀到中西兩種文化在沖突后逐漸相互滲透的過程；而女兒們的身上寄托著母親們記憶和夢想的延伸，也繼承了部分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她們體內的中國人血液，遲早會因為找到歸屬感而沸騰，骨子里的中國文化也遲早會刺痛她們的神經。結語如果說《喜福會》里的母親們代表了傳統的中國文化，而這群女兒們代表的是現代美國文明，那么作者對于這種可用連字號連接的“中國的——美國的”現象的兩級給予了同樣的關注。譚恩美的這種關注，可以說打破了長期以來的“中心”和“邊緣”對立的模式，在表面的文化沖突背后，實現了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認同。就像皮考?伊爾在美國《時代》周刊發表的《英帝國的文學反擊》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作家是多元混雜的。他們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場，而是處在對流動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們進行反思的價值判斷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他們是跨越雙重甚至多種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他們在創作一種新小說，來對應一個新世界。”○11美國是這樣一個白人文化為主導，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中國移民如何承續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并吸收美國文化的精髓，從而建構屬于本群體的文化身份是許多華裔作家始終關注的問題。譚恩美無疑就是這樣一位超國界的具有多元文化的洞察者之一。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喜福會》都通過一種異質文化的交匯，為讀者和觀眾“提供了一張網，一張由不同名族，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構成的對抗著的時空網”。○12《喜福會》表現的不僅是年輕一代對漂泊無根記憶的追尋，也不僅是華裔在文化身份認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掙扎，而是通過對兩種文化融合的期盼表達了華裔們既不愿摒棄和隱匿中國文化身份，奴顏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擠進美國主流社會，也不愿以固守華夏中國的文化來對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整部影片傳遞著一種主張淡化文化身份界定，消除文化對立，從而達到全球化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處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