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她與梅麗爾·斯特里普再一次合作，創作了《鐵娘子：堅固柔情》（The Iron Lady，2011），這部并未真實展現撒切爾夫人生平的部作品卻將梅麗爾·斯特里普這位身經百戰的老練演員第三次送上了奧斯卡影后的寶座。她的第三部作品《她自己》（Herself，2020），在2020年圣丹斯電影節上首映，并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和熱烈的反響。

作為編劇之一的克萊爾·鄧恩（Clare Dunne）親自飾演女主人公桑德拉，一個為了擺脫家暴丈夫和過往生活陰影而決定自己為自己和兩個女兒建造一個新家的女人。隨著她在法院和救助機構中不斷彷徨，她開始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建造一幢房子，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女人也逐漸開始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內心的平靜與新的歸屬。 筆者最近對導演菲利達·勞埃德進行了一次關于這部作品的專訪，我們聊到了這部作品中有著出色表現的演員們，以及她所看到的電影行業中女性電影人的漸漸崛起所帶來的變化。

Q：《她自己》真的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電影。你能和我們聊聊你和克萊爾·鄧恩，也就是這部作品的編劇兼女主演的合作過程嗎？ A：克萊爾和我其實從2012年就開始合作了，包括哈麗特·瓦爾特（Harriet Walter），也就是影片中飾演佩姬的演員。我執導了一個全部由女性出演的莎士比亞舞臺劇系列，而且將劇場裝修成一座女子監獄。我們在倫敦，紐約都有過長達5年的演出。克萊爾和哈麗特那個時候就在這個系列中出演主要角色。事實上那個時候克萊爾和哈麗特一起飾演了夫妻，敵對的戰士，甚至還有父子。所以她們合作起來親密無間，非常融洽。

我從那時候起就知道克萊爾是一位令人驚艷的舞臺演員，但是同時我也知道她不會想要去演電影。有一天她帶著一部劇本來找我，那是她第一個自己創作的劇本。其實最開始她并不想自己來扮演女主人公桑德拉，她只是想讓這個故事被拍出來。我們那時都一心一意這么想的。我們還去監獄進行采風，我們見了很多因為童年受到家庭暴力的影響導致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女人。然后克萊爾的一個朋友突然之間變成了流浪者，她的房東突然決定要賣房子，并且將她趕了出去，她當時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身邊還帶著三個孩子。

克萊爾也因此對她的家鄉都柏林非常憤怒——那里根本沒有社會福利房，對處于那樣窘境下的女性也沒有任何的援助——隨后她坐下來開始寫劇本，她甚至想象她的朋友因此走上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她后來將這個劇本給我看了，我看完后感嘆，“天哪，我以前看過太多因為家暴而飽受摧殘的女性的故事了，但是沒有一個故事是像這個故事一樣如此專注于女性本身的。”這個故事就好像是克萊爾為了讓那些女性重新獲得希望和可能性而寫的。我想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覺得這部電影可以拯救生命或者改變世界，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至少可以傳達一種聲音，尤其是給那些處于相似情況下的女性們，我們想告訴她們，“我們聽得到你們的呼喊，我們看得到你們的處境，我們想告訴你們，你們會有辦法逃離目前的處境，在世界上也的確有這樣一個能夠幫助到你們的群體存在，或許這個世界上有著比你們所想象的更多的可能性在等著你們。” 當然，這部影片也同樣獻給那些有著溫馨和諧的家庭的幸運的女性們。但是克萊爾明白那些身處于困境的女性們，她通過自己寫的故事直接向她們傳遞著自己的聲音。

Q：這部作品同樣展現一個人的善意可以為他人帶去極強的沖擊與積極的轉變。你能就這方面和我們聊聊嗎？ A：是的，當然這部電影并不是什么童話故事。桑德拉絕對是她自己命運的代言人，她為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們制定了計劃。她要為自己和孩子們建造一個新家，為此她會付出一切。她會尋求幫助，她也的確獲得了幫助，但是并不是從她去尋求幫助的對象那里得到的，而是從一個她自己都沒有想到的身邊的人身上得到的。這就反駁了影片中那個憤世嫉俗的建筑工人說得那句話，“沒有人會無償奉獻些什么。”事實上，佩姬就是這么做得。

過去的這10個月把人們帶入了一種極端的境地，但是在同時人們對彼此也做出了很多充滿善意的無私奉獻。這個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使得佩姬無私地將土地給桑德拉建造房屋這件事情變得更加真實可信，就好像我們也開始不再對女性承受痛苦和暴力侵犯的情況視而不見了那樣。 確實，這是一種出于善意的舉動，但是人們為什么要幫助桑德拉？他們在其中又能得到什么？其實影片的核心是一個愛爾蘭詞，“Meitheal”，這個詞的意思是當一群居民走到一起來幫助彼此，完成一項任務，比如幫助其中一人整修谷倉或者別的什么的時候，這一整個村子的人都會聚起來幫助他們。這可以說就是本片的核心，人的凝聚力。

Q：從各種方面來說，影片中每個角色我都很喜歡，你能和我們聊聊你是怎么找到飾演女兒的兩位小演員的？當然還有其他演員們。 A：和克萊爾合作了這么多年后，我知道克萊爾的實力，我也知道在拍攝現場我要讓那些在現場十分投入，演得停不下來的演員們圍繞著她，和她一起合作。當然這是我的工作之一，同時，我還要在拍攝現場將太夸張或者不真實的表現剔除掉。其實這并不是很容易，有一些現場的演員其實并不是專業演員，更不用說現場還有孩子們。

我先是從哈麗特·瓦爾特和康勒斯·希爾（Conleth Hill）開始入手的，我很熟悉他們兩人的作品，我知道在拍攝現場他們兩個人僅僅是站在那里就已經可以和克萊爾旗鼓相當，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可以現場發揮的演員，他們會根據孩子的情況現場發揮。

尋找飾演女兒的兩個小演員耗費了我很長的時間。最終我和克萊爾一起去了一個有很多孩子的活動，并看到了那兩個孩子，我們幾乎立刻就喜歡上了這兩個孩子。年紀大一點的孩子，露比·羅斯·奧哈拉（Ruby Rose [O’Hara]），她從來沒有在電影中演出過，她可能再也不會出演了，因為當她聽到這個故事后，現在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律師。她想要去幫助那些女性擺脫困境。他們真的都是很棒的孩子。她們也都非常成熟，知道自己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項目中。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都非常善于傾聽。

以及那群形形色色的人，來幫助桑德拉一同建造房子的那群人，他們有的是俄羅斯人，有的是巴西人，還有的從喀麥隆來，我們在拍攝的那段時間一直在一起，在那段短暫的時光里，我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很像電影里呈現出來的那種感覺。其實拍攝這部電影真的就和幫助桑德拉建房子的感覺很像。大家都共同努力去完成同一件事情。

Q：特別是今年，今年出現了很多由女性導演執導，由女性電影人參與的電影。你對這幾年電影行業的變化有些什么樣的看法？你覺得對于女性來說電影行業還有更多的機會嗎？ A：我必須要說，看到今年圣誕節期間發布的由女性電影人主導完成的電影的數量統計，我是非常吃驚和高興的。我很高興看到有這么女性導演出現。而且這樣的現象并不僅僅出現在獨立電影市場，或者低成本電影市場。在我看來，女性電影人終于有機會去做更多類型的電影了。我是有意想要拍攝低成本電影的，但是對于一些想要嘗試其他方向的女性導演來說，她們如今也獲得了更多的機會，這是很棒的一件事。

當然，電影行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些人說只有3%的電影是由女性作曲的，這簡直是個丑聞。我想改變確實是在發生，但是電影行業如果想要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除非整個世界都發生了改變。在德國，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德國總理）已經立法規定，要求企業董事會必須至少有30%或40%的女性成員。其實這個聽起來還遠遠不夠，在挪威之類的國家，其實應該要立法規定接近50%的比例才對。但是在那發生之前，世界依舊是不公正的。

當然，對于其他電影部門，尤其是那些處于幕后的部門來說，依舊也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攝影部門和聲音部門。但是我對整體的情況還是和樂觀和興奮的，而且現在已經有女性出現在這些部門中。過去每年我們可能會聽說有一部女性執導的電影成為人們熱議的對象或成為有力的競爭者，但是今年，天啦，有很多女性執導的佳作出現！這太棒了！

Q：作為一位給女性電影人和觀眾帶來很多啟示的人，你有什么樣的感覺？ A：前陣子有人問我，“成功看起來是什么樣的？”我的回答差不多是：“我覺得成功是當一些你曾經合作過的年輕人，或者是你曾經指導過的年輕人們真的做成了某件事情的時候。” 我今天早上和我的朋友庫什·珍寶（Cush Jumbo）見了面——當然不是面對面啦，我們在zoom上見面。我和她的友情是從劇團開始的。我們在紐約做了一個關于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爵士名伶）的劇，再之后庫什就成為了影視劇明星。

要是克萊爾的成功，如果她能通過這部作品獲得成功，那這將是世界上最棒的事情了。我就像是她的家長。我真的非常高興能夠看到這一代的女性，就是在過去十年中一直與我合作的這些30歲左右的女性，他們看起來比我那代人活得更輕松。她們都覺得自己的地位更高了，她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并不僅僅只是成為演員，她們還可以選擇成為編劇、制片人。她們已經到了能個抵御來自社交網絡的壓力的年紀，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但是在同時我又有些擔心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太過依賴社交媒體了。

Q：當你要準備拍攝一部電影時，你會因為觀眾的期待而感受到壓力嗎？ A：當然會，因為你希望你的電影可以為你發聲。這次疫情以來的種種以及這部電影的制作對我來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經歷，因為我們是從一月開拍的。當時我的想法是，“天啦，我們把這個片子賣給亞馬遜了，而且他們還愿意讓我們的電影上映90天?！边@是最棒的事情了，我們有三個月的上映期，這是每個電影導演都渴望獲得的，他們的作品可以在大銀幕上被呈現。我的作品是關于集體的，所以人們需要以一個群體聚集的方式來觀看這部電影。

但是突然之間疫情來了，全世界都進入了封鎖的狀態。我就不禁開始想到那些封鎖期間還在承受家暴的人們，我覺得我應該放下我的虛榮，放下大銀幕的夢想。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這部電影送到人們的手中，也不需要在意別人對于這部影片的評價。我們應該注重的是這部電影本身擁有的使命，我們想要和那些正在承受家庭暴力的人對話，以及那些有足夠的同情心的人，或許他們看完影片會決定幫助身邊某個正在面臨類似遭遇的人。你知道的，你或許在自己公寓的樓梯上見過自己樓上的鄰居，他們可能看起來承受了暴力的襲擊。如果你看完這部電影，你會認真思考然后上樓去敲開她家的門嗎？

最終我們選擇讓這部電影在圣丹斯電影節上進行展映，我們希望在展映結束的時候或許會有女性觀眾站起來說“這就是我的故事，我就是茉莉和愛瑪（譯者注：影片中的兩位小女兒）；我就是桑德拉。”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我們必須要將這個信息傳遞出去，這就是我們的使命。這已經超出了我的職業范疇，這并不僅僅關乎我的職業，這關乎社會變革。我總是在工作，而且我也嘗試過將女性的故事和女性的聲音放大，這是從《媽媽咪呀！》就開始的。我總是想要創作出扣人心弦的娛樂作品，我不想讓人們感到厭倦，我希望他們被我的作品所吸引。這不是一次說教，我們希望讓觀眾沉浸到故事中，產生共情。

Q：對于沒有這種經歷但是看過《她自己》這部影片的哪些觀眾們，你希望他們能在這之中獲得些什么？ A：我希望他們能夠開始思索，自己是否可以像影片中那些伸出援手的人們那樣想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我希望他們可以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可以做一個更好鄰居？自己能不能享受這種關心他人，為他人伸出援手的狀態？因為這種狀態是很棒的，就像這部影片展現的那樣，并不僅僅是出于仁慈你才這么做，而是成為一個集體的一部分這件事本身就是很棒的。

就在2021年1月20日，《家庭教育法草案》也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實施家庭教育的過程中，不得對未成年人有性別、身體狀況等歧視，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不得脅迫、引誘、教唆、縱容、利用未成年人從事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的活動。 我們要向任何形式的、對于任何人實施的家庭暴力行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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