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重譯了列文森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該書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儒家學問在現代社會失去了現實有用性，因為科舉制度取消了，選拔官員不再需要儒家學問，皇權也不再需要儒家學問構建的世界觀，所以儒家學問只能成為博物館里的文物，干干凈凈，作為過去輝煌的象征，而與當下政治無關。 這個論斷大致是對的，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作為一種價值和信念系統的儒家，在脫離了現實有用性以后，是否還有生命力。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讀錢穆，讀到他引張載的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還是會心里一熱的。后來書讀得多了，反而對那套話語無感了。再后來讀什么都帶著批判的眼光，讀來讀去，也不知道為了什么。 《茲山魚譜》這部電影，讓我感動的是里面表現的“性理學”。所謂“性理學”，也即朱子學，是當時朝鮮科舉考試的內容，是讀書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真正”的學問。被流放的丁若銓固然極其精通這套學問，黑山海島上的漁民昌大也向往并深信這套學問。這是建立在書本和文字基礎上的知識，也是社會階層區隔的堅實壁壘。但是丁若銓理解的“性理學”還有另一個層面，也即電影里解釋《大學》第一句的那段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查了字典，每個字都認識，但什么意思不明白。丁若銓隨口就給解釋明白了：“大學之道，在于顯明我們自身本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親近民眾，在于回歸到圓滿的本性中來。” 這個解釋其實更接近于王陽明的心學了。也正是有這種對于本性之光明的堅定信念，丁若銓才會覺得性理學和幾何學數理學等等西學是不矛盾的，各種各樣的海洋生物也是了不起的知識，滿足好奇心本身就足以成為目的。昌大認為像四書這樣記錄下永恒真理的書，才是真正的書，而丁若銓覺得實證知識也是值得記錄下來的——海客的游記，海洋生物的習性——這才是真實。因為丁理解的性理學是一個開放系統，所以才可以毫無心理負擔地去接受西學，甚至是漁夫的知識。 我一直覺得儒家知識體系里最有現代精神和包容力的就是陽明學，因為它是一種向內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內圣可以接續各種各樣的外王，甚至可以不要外王。內圣，最要緊的還在于一種人人平等（皆可成圣人）的核心價值。如果不相信人人平等，不相信在本質上人性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是相同的），那么政治設置上的區別、權力分配上的高下，就不會消失。如果儒家在現代社會還要有生命力的話，談孝道，談牧民，談親親尊尊，談和諧社會，都很難喚起被現代性深刻塑造過的獨立個體的共鳴。當然，很多人在今天談儒家，原本也不是為了去彰顯個人性，而是更看重其“治道”。但那種“治道”，在脫離了科舉和官僚制度以后，也不過是膚淺的裝飾品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