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真是一個讓人充滿遐想的職業，曾經我也想象著自己有一天能在法庭上口若懸河、揮斥方遒。回想入學第一節法理課上，老師就讓我們進行了一場選擇，任何一個即將跨入法學門檻的人都必須進行這場選擇，你是選擇信仰自然主義法學派，還是實證主義法學派？自然主義簡單說就是相信法律背后是以一種自然正義為依據的，所謂“惡法非法”；而實證主義堅持法律的基礎正是法律條文和法律行為，所謂“惡法亦法”。當時我們都把自然法學派作為一種過時的法學主張來看待，與現代技術主義傳統和客觀中立的態度顯得格格不入。當代哲學家里面我唯一還有興趣的是美國的理查德·羅蒂，可惜這位年紀不大的哲學家死得比他曾經熱愛的列維·斯特勞斯還要早。羅蒂很老實地承認說，對于正義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已經不是哲學家可以回答的了，哲學對于這個問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發言權是值得質疑的。相對于他那本嚴謹細致的《后哲學文化》，我更喜歡他那篇小隨筆《托洛茨基與野蘭花》。哲學只是一個智識方面的游戲。如果連曾經作為知識之王的哲學家都在這個技術主義的時代表示出了自己的謙遜和無能為力，那么律師或者法學家對于正義之類的概念似乎就更應該閉口不言了。一個博學而又誠實的人是討人喜歡的，不管他的誠實意味著什么。所以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里展示的那種誠實讓我迷上了他，羅蒂在《托洛茨基與野蘭花》里展示的那種誠實也讓我傾心。同樣，這部日劇《Legal High》里男主角古美門也因此而讓我喜歡，因為他足夠誠實，在第一集里就承認了作為一個律師對于正義和真相是無能為力的，從而把自己的律師身份真正變成了一個技術主義者。在《Legal High》的第四、第五集里，這種對于正義的多元性和含糊性獲得了集中的表現。幫助受侵害的居民向房地產商要求合法補償是一種正義，但保護房產商不受到巨額賠償的威脅，以使那些依靠房產商而工作而生活的普通人有一個飯碗，這是不是正義的呢？推翻一個腐敗的官員是一種正義，但反對這位官員的其他官員，本身也是腐敗官僚中的一員，那么這場權力斗爭中又有什么正義呢？所以古美門律師早早就說，我們律師不是神。無非是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技術人員，協調這個社會的矛盾沖突，讓他繼續運行下去。這樣的古美門律師不討厭，恰恰是他很誠實地有這種自覺，所以他既認可自己的不擇手段，也認可對手的不擇手段。說到底一切為了贏而已，如果說律師有正義，那么勝利即是正義。但我討厭的是什么呢？討厭的是一面樂于承認自己技術人員的身份，從而回避一種沉重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卻要占據一種制高點和優越感的律師和法學家。我曾經很相信“法律信仰”這句話，這是我大學的老師灌輸我們的。一切以法律為準繩，即使犯人沒有得到應得的懲罰、即使正義沒有得到伸張，只要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也是中國進步的一種表現。但現在我不相信了，這也是我背叛了自己的大學專業從事別的工作的原因，因為我是一個認死理的人。既然法律本身以一種工具理性的態度來對待它，而律師也不過是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人員，那么，法律和律師高于道德和大眾的制高點和優越感究竟從何而來呢？是因為法律相對于道德具有更高的有效性和實用性嗎？或者從技術主義的角度分析，法律相對于道德具有更高的規范性和可操作性？但同樣從技術主義角度而言，這種法律相對于道德的優勢是工具理性意義上的優勢，而絲毫在形而上地位上并不高于道德。于是，完全可以說，當在某個時候，道德或者輿論比法律能夠更好地解決社會矛盾、規范社會秩序，那么法律并不是不能被折衷或者干脆拋棄掉的。這也是我最終在藥家鑫案或者是最新的敖翔案上選擇站在輿論的一方而不是法律條文的一方。我覺得這其實沒有什么問題。更何況到底什么才是刑法上“性質特別惡劣”，只能依據于經驗判斷，而經驗判斷，一個法官或者律師，未必就比一個普通大眾更有發言權（按照大衛·休謨的哲學觀點，也許反而是這種定性判斷應該交給大眾來完成，定量判斷是技術人員的工作，也就是律師和法官的工作）。我很反感律師和法學家把要求從重判的大眾叫做暴民，因為律師和法學家沒有絲毫立場可以這樣叫，如果他們不愿意承擔一種“追求正義”的道德責任而只是一個技術人員的話。當然的確有暴民存在，我昨天晚上就碰見了一個，因為對于敖翔案不滿，所以在微博上裝成敖翔的辯護律師，胡言亂語煽動民憤。我也曾經聽聞過，在合肥少女被毀容的案件里，網上也有人裝成被告發表一些囂張言論，勾起民憤。但我會稱他們為暴民，一樣是因為他們不夠誠實。如果這是一種控方律師的手段，那么我不僅不會認為他卑鄙，反而會由衷佩服其作為一個技術人員的盡忠盡責。就好象這部電視劇里的古美門一樣。但如果，他們一方是將自己打扮成一個道德的衛道士，一邊卻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來抹黑別人，從而突顯自己真的道德無暇，那么就真的讓人作嘔了。如果這個世界里每個人都變成一個技術人員，世界會不會更好一點呢？其實未必。世界需要理想主義者，但需要的是那種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我討厭那些稱呼大眾為暴民的律師，他們一邊對外宣稱自己是一個技術主義者從而逃避社會責任，一邊卻又要求別人無條件信仰他們手中的技術工具，而且他們不承諾這種技術工具一定能帶來正義。那我們為什么要信仰一個工具？我同樣也討厭那些真正的暴民，他們將自己裝扮成正義的代言人，但他們自己卻同樣將正義降低成一個獲得勝利的工具，從而在正義的借口下可以進行一切卑劣的行為。我更喜歡列維·斯特勞斯和理查德·羅蒂這樣的老實人，喜歡古美門律師這樣毫無節操的純粹技術主義者。他們也許改變不了世界，但至少他們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