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概念與日常類動漫的治愈機制 恐怖來自于驚嚇；勵志來源于較為固定的敘事模式；熱血則表現于典型的人物塑造。唯獨治愈，它針對的是具體的社會心態：在普遍缺乏目標的時代提供目標并且說明其易得；在逐漸個體化的時代提供小群體式的溫暖及其可能等等。其較為普遍的治愈效果因此大多源于對社會精神狀況的把握。那么，治愈類動漫的變遷便反映了日本及相關群體的精神需要之轉變，我們由此可以一窺具體的社會運行狀況/社會關系。而如今，日常類動漫和治愈類動漫所遵循的劃分范疇雖然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按照具體內容，而后者按照觀看效果——但隨著時代發展，二者卻愈發緊密地貼合在了一起。《小林家的龍女仆》（2017）、《異世界食堂》（2017）、《RPG不動產》（2022）等以單元劇為主，情節緩慢，主要突出人物生活狀況的作品更加容易撫慰人的心靈。這樣的變化作為路標，允許我們深入日常類動漫去尋找社會關系的變化。 因此本文將重點分析《天使降臨到在我身邊》（2019）和《社畜想被幽靈幼女治愈》（2022）兩部片子的一些具體情節。他們體現出日本的發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可能走向。不過在這之前，我們需要關注日常類治愈動漫的基本機制，由此把握這兩部片之前的日本基本社會關系。 《輕音少女》（2009）較早且清晰地在作品中加入了治愈元素：以高中生為主要描寫群體，他們尚未經受社會的折磨，還保留著純潔的美好，很容易讓人們共情；這些高中生會進行一些小眾愛好，這種秘密的分享使得各個角色之間的關系緊密，形成類似小群體的局面，進一步將社會性的惡劣規則和壓迫隔絕于其外，并且使得該團體可以長久延續；最后，作品幾乎沒有主線內容，更著重于描寫主角們的日常生活片段，稍顯波折的情節也會在一集內結束，恢復之前的狀態。其基本治愈機制是試圖構造一種異于現行社會關系的人際關系[①]，使讀者可以暫時遺忘現實的勞累，置身其中，生活在相對靜止的、和諧的別處——芳文社（出版社）的大量作品幾乎都是此模式的不斷重復（音樂、游戲、天文、露營……）。與這種職場系的模式剛好相反的是以P.A.WORKS（動畫工作室）的《花開伊呂波》（2011）、《白箱》（2014）、《櫻花任務》（2017）還有最近的《白沙水族館》（2021）為代表的的職場系動畫。它們大多展示正值青春年華的主角們在職場之中不斷克服困難、感受友誼、步步邁向理想的故事集合。這些作品不以戲劇沖突為主要賣點，相反倒是把現實職場中的各種危機相對簡化，更突出解決過程中的同心協力，以及解決之后的輕松暢快。它的治愈機制相比于前者更加微妙：它實際上在職場生活內部構造了一個“別處”，在那里工作雖然很難但是溫馨的，而且工作的完成是非常快樂的，這種全方位的快樂增幅使人們更愿意面對自己的社會生活，不會因為過度美化而導致不信任。[②] 這兩種機制針對的其實是不同的情況。在社會生活中存在兩種比較典型的精神疲勞。其一是重復性工作導致的勞累。人們對于工作的目標沒有任何的不滿，但具體工作中的各種事物處理日漸趨同（簡單化和平攤是生產力發展較為容易的手段）將勞動者明目張膽地物化，從人變成物的壓制性痛苦需要勞動者的自我再生產，萌系動畫中，小集體和個人愛好是人之主體性的最高彰顯，移情于其中有利于恢復人的流動性和自主性，但并不提供繼續工作的動力；其二是工作完成遙遙無期所產生的無力和疲憊。重復工作的力度并非不合適，但（1）對工作的目標沒有基本的愿望或（2）對工作目標有愿望但工作周期過長使得人們沒有繼續做的動力，此時的所有工作都成為強迫性的工作，因此產生勞累。職場系動畫通過對工作的積極刻畫試圖重新燃起人們對工作目標，或者至少是工作完成的愿望，并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重塑人際關系恢復人的主體性。 職場類動畫雖然有如此優異的功能，卻沒有成為日常番中治愈系動漫的主流，就近幾年的局勢而言甚至逐漸銷聲匿跡，除《白沙水族館》和《秘密內幕~女警的逆襲~》[③]外沒有多少類似的作品。這自然有日本動漫接受傳統的緣故，但這也說明他們對工作目標的重塑沒有多少要求。但這絕非說明日本動漫愛好者們都樂于工作，正相反，他們對現實社會明顯的消極態度說明他們早就找到了工作目標，那就是早點結束工作，回去享受個人生活。高壓、乏味、再分配得來[④]的工作本身無法成為人生活的意義，而是獲取消費和生活需要的手段。且不討論宅男，世界系動漫經常展示出兩個高中生獨自拯救世界的情節以及異世界動漫對現實整個秩序的摒棄都說明現實的社會生活在動漫愛好者那里幾乎沒有吸引力。然而社會關系對于個體時間和經歷的大規模覆蓋使得動畫愛好者無法在有效的人際關系中找到自己向往的主體性因素，因此求助于萌系動漫。萌系動漫因此從恢復精神變成了制造精神生活的手段。人們因此更容易沉迷其中，不復有動力去面對社會。 2、《天使降臨到我身邊》中的情動式治愈機制 根據前文的分析，萌系動畫的統治趨勢說明了如今的典型主體對現實社會中的目標喪失了興趣，又沒有辦法利用這些資源進行主體性建設，因此不得不移情于主體性極強的萌系動畫，從中獲得，而不僅僅是恢復精神生活。這實際上也較為符合今日日漸原子化和網絡化的局面。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疏離，在網絡上的積極發言也并沒有指導行動的意義。“沒有人真的在乎信息是否可靠，因為沒有人真正依靠它來決定自己的行動。”[⑤] 這一局面在《天使降臨到我身邊》中發生了偏移。故事講述御宅族大學生星野宮子有一天與小學生妹妹日向的同學白咲花相遇，“無法抑制住心跳”，于是努力走出“自閉”試圖與小花成為朋友的故事。作品第一話開始的連續切了幾個鏡頭，分別是妹妹往樓梯上面跑、姐姐睡在被褥里、一個縫紉機和幾件cosplay服裝的特寫，非常快速地點明了女主的身份，接著是妹妹“壓床”叫起床的經典情節。然而，姐姐并沒有被叫起來，因為她已經是一個大學生了，不需要早起去上學。進入大學本應該是步入成人的社會關系、妥善處理其與人際關系之關系的開始，在這里卻反而成了徹底與任何有效關系隔離的契機。而后的早餐氛圍則說明她對這種狀態的滿意和自得其樂。宮子因此成為一種經典的主體模式：沉迷于自己個人愛好而放棄社交的年輕人。按照前文的分析，這也正是萌系動漫的主要受眾。這種角色成為主角，使得萌系動漫的沉浸性有了質的提升，同時也使這類作品成為御宅族生活的寓言。因此，作品如何讓豐富的故事——它必須在社會關系中被呈現——展開就成為了問題。 按照一般套路，妹妹“壓床”說明妹妹是一個姐控，她會作為一個強硬的紐帶逼迫主角進入人際關系中，直到找到其生活的目標，開始全部劇情，這樣的向下失真使得作品喪失了嚴格考察典型主體如何獲得實存意義上的幸福之可能。這個片子中的主角卻根本沒有任何主動性，保持著“待在家里”的狀態。妹妹并沒有促使姐姐獲得能動性，相反她直接把小花帶到了姐姐的場域里，讓姐姐感覺到“天使降臨到了我身邊”。這一設計還有降臨一詞以及之后姐姐心動的感覺非常準確地說明了小花為什么可以促使姐姐走出孤獨，寧愿尷尬也要和小花交朋友。按照法國哲學家拉康的分析，宮子通過對對象小a小花的驅力而脫離了象征界。簡單來說，這一象征界即前文所述的主體模式：社會性的語言籠罩于自我時向它提供了象征秩序，使得主體不自覺地被結構于其中，并在想象界中認為自己一定要遵照這種秩序生活才是自己。宮子已經通過象征界的塑造和反身性的自我想象將自己定義成了自閉式的御宅族，無論它是否是病理性的，小花在這種主體模式中沒法被有效融入成為欲望對象。因此她只能突然降臨于其中，將象征界撕出一個創口，這使得宮子無法自持，以至于在自己房間回想初次見面的場景反而讓她變得更激動了；同時，在經歷了一番折騰之后，她自問道：“回想起來，為什么我會想和小花好好相處呢？我為什么會這么放不下小花？為什么只對小花……為什么？為什么心里癢癢的？”這串有些病態的疑問自然不會有答案，因為當它得到了其資源來自社會-象征秩序的解答，對象小a就被包含進了象征秩序中，與主體隔絕，從而從驅力轉化為欲望對象。 到這里為止，我們只看到典型主體隨著與小花相遇開始對其主動追求，似乎一切都將步入正軌。然而，對對象小a而不是欲望對象的追求照拉康所說正會導致死亡。拉康通過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宣稱，“存在者存在，而安提戈涅那堅不可摧、無法逾越的位置就固定在這里、固定在這個表面上。其余的一切，她都回絕了。‘生命將盡’在此得到了最好的闡明……”[⑥]這個死亡并非肉體意義上的死亡，而是因為自身離開了象征秩序或者至少展示出離開的意愿而被秩序中的人視若死亡。通俗地說，這非常類似于我們今日的網絡用語“社會性死亡”在旁觀者口中的使用方式。而宮子正會像安提戈涅一樣，為了“得到”小花不計代價。在她第一次從房間里出來試圖與小花交流時，首先就辦成了最煩的樣子，其次，在和小花握手之后便試圖要量她的身體，以至于小花試圖報警（警察是象征秩序的最佳隱喻）。這些表述難免會有些與犯罪的相似性，觀眾們也敏銳地發現了，戲稱為“牢飯降臨在我身邊”。對對象小a的追求如果突破了社會的限制，那么就邏輯來說，最容易造成的就是觸犯法律。 但從另一位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角度來說，與對象小a的追求被稱作相遇或者情動，是較為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根據其龐大的形而上學理論，情動所向是所謂第一綜合在第三綜合失敗之后被解放出來的東西，被其命名為潛在，或者無器官的身體。第一綜合是對破碎物質的首次凝聚，第二綜合是對這些凝聚所去除的差異的匯總（菲勒斯），第三綜合試圖將二者視為同一，這同時會產生自我意識。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但它終究會失敗（菲勒斯的閹割）。[⑦]這一流程使得被解放出來的是不與剩余的綜合——強度——相抵觸的東西，后者構成了靜態的、象征秩序的組成材料之一。因此情動具有一定的規范性，它實際上構成的是一片無法而不是非法的空間，它隱沒其中，生成-不可感知。現實作品無法真正掌握這一機制，因此表現出來的總是“問題情節”。不過，一直有一種情動虛無主義的批評，認為情動是無法主動增加的，而且只需要徹底地被動等待就可以了。但具體的社會關系制造具體的典型主體，有很多幾乎沒有什么機會遇見情動，對情動的宣傳也不必是制造情動，而更應該從驅動主體去經驗世界的角度來考慮。萌系動畫就通過弱化沖突展現和諧的機制使得作品可以繼續發展并給予了典型主體樂于去瀏覽世界、尋求“降臨”的奇遇之可能的動力，妹妹日向也通過同樣的方式“拯救”了姐姐。當然，這絕不是說《天使降臨到我身邊》在促使御宅族回到工作之中，而是讓他從“御”中走出來，并繼續其“宅”的熱愛。這樣的主體如果可以被再生產，那么象征秩序-社會的運轉就不得不因為缺乏生產資料而停滯，或者至少做出一些實質性的妥協。 3、《社畜想要被幽靈幼女治愈》中的控制式治愈機制 然而，這樣的理論熱望被2022年4月播放的新片《社畜想要被幽靈幼女治愈》質疑了。該作講述一個互聯網程序員社畜伏原每天在公司熬夜到凌晨，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個可愛的幼女幽靈試圖將她嚇走，于是建立了一段溫馨的關系。雖然只播放了兩集，但其中展現的治愈機制已經非常明顯了。主角因為過度的工作沒有什么朋友，最多只能靠幫后輩多做一些工作來獲得上下級關系意義上的喜愛。此時突然降臨的幽靈認為她太辛苦了，希望她離開。這樣的溫暖還有幼女的可愛賦予了社畜繼續干下去的動力。在這里，幽靈妹妹是伏原喜歡的，她也是突然降臨的，讓伏原直呼：“好可愛”。但她沒有帶領伏原離開高壓工作的深淵，相反卻使她更有干勁去工作了。自然的，這絕不會減低伏原的生活和工作情況。 這首先源于主體之不同，相比于宮子，伏原是有工作的人，作品將其描述為必須要把任務達成的人，說明其基本生活需要和娛樂資料大多來自于公司。此時離開了工作不僅會導致社會性的死亡，而且可能真的危及生命。 不過無論是按照拉康還是德勒茲的說法，這種情況都是其題中可有之義，因此我們還需要考察另一方。幽靈妹妹與小花不同，在她們相遇之初，伏原問她為什么想讓她離開，她說：“因為你太拼命了，要是死了，我會傷心的。”她的降臨在一開始就帶著為了主體的傾向，因此主體根本就還沒有努力拼命就已經獲得了她。而且正因為幽靈妹妹之所向，當伏原提出“可不干完活走不了啊！”時，她便主動自我改造，把目標從趕伏原回去睡覺休息變成“我來幫忙，你快離開。”這近乎主奴辯證法的裝置將其納入了伏原的工作制中，以降低其個人必要勞動時間來試圖緩解其疲勞。然而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這種勞動時間的降低只會因為市場競爭導致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生產力提升，而不會導致個人所處的生產關系產生巨額的變化，除非后者已經完全無法容納前者，產生矛盾。伏原就算從此因為幽靈妹妹的捏肩和心靈治愈而工作的更快了，她也會被分配更多的工作量。我們甚至可以想象他的上司說：“伏原啊，最近越來越上手了，這些工作也交給你來做吧。” 但幽靈妹妹還遠不是生產力進步的象征，畢竟如果真的能夠極大地推動生產力進步，至少就個人來說伏原會越來越受器重。相反，幽靈只會在夜晚出現，也就是伏原因為特殊情況而加班很久的情況。所以這種治愈更多只致力于過度勞累情況，只適用于例外。這說明幽靈妹妹幾乎只是作為伏原不爆發辭職的補救性措施，不具有多少積極作用。觀看第二集的如下情節，會有一種非常別扭的感覺：本來伏原因為工作太累而睡著了，卻被幽靈妹妹用音響吵醒喊她回去睡覺。按理來說睡過去了雖然第二天會被罵，但至少保住了一點健康。那么，幽靈妹妹的良苦用心反而使得伏原透支自己的生命繼續工作。這實際上就是各種公司補貼所產生的的治理性意義：通過給勞動者更多的錢和權力來促使你自愿繼續高強度的工作以達成公司運轉的基本任務，盡管代價是勞動者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花這些錢和用這些錢。就勞動者個體來說，得到一些總比沒有得到好。但從長遠來考慮，這其實就是縱容公司將個人的所有領域都換算成資本，把人徹底變成資源用來交換。幽靈妹妹實際上展現出了補貼的意識形態意義。 但這一切如何可能呢？為什么如今的社會關系有可能準確地找到勞動者之所欲，而且源源不斷地提供之呢？幽靈妹妹還有更加重要的象征意義：首先是其無微不至的體貼。前文已經展示過的情節說明，當伏原想要幽靈妹妹做什么，幽靈妹妹就會努力去做。那對伏原來說，幽靈妹妹就是社會給予她的意見反饋裝置，而且會極快得到回應。因此，當這些在例外情況下出現的意見被快速地解決了，伏原也就喪失了動力去質疑公司的高壓制度。這種技術已經隨著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發展而越發普及，而且遍布于微觀到宏觀的社會生活中；其次是意見總結后的快速執行。當幽靈妹妹得知必須要做完工作伏原才能回家，在其后輩也不得不加班到深夜時，她便直接對其進行了揉肩、端茶和送上祝福等工作。向大數據提供的意見很快就被整合起來進一步用來控制其他勞動者，一方面使得他們在被壓榨時受到的精神和物質壓力得到緩解，另一方面也通過降低他們對不適的感知來降低他們對公司不合理規則的指責。無論是意見反饋裝置本身還是其效果都讓勞動者認為事情在向好，因此甚而阻斷了人們去深入認識各種事物的動力：工作已經很忙，提交申請就會有所改善，誰又會真的去思考公司的運行機制以及進一步的反抗方法呢？因此，在與德勒茲不同的意義上，人們不僅只能如此，而且也愿意如此生活在這個“……控制社會，人們永難了解任何事物，企業、培訓、服務是同一調制的可轉換和并存的狀態，如同一個萬能變形器的可轉換和并存的狀態。”[⑧]最后，幽靈妹妹則暗示了其提供的是情緒，而且這種資源有近乎無限的豐富性。雖然德國思想家韓炳哲的書總是千篇一律而且缺乏深度，但其一針見血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方式是一種情緒資本主義，“今天，我們最終消費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緒。對商品的消費不無盡頭，然而對情緒的消費則是無邊無際的。”[⑨]幽靈本身似乎就有一種非實體性的感覺，而伏原受到治愈的方式大多是因為覺得幽靈妹妹很可愛造成的。這種情緒的疏泄幾乎不由理智掌控，跨過主體的自我而直通本我。這也是為什么每次作品要表達這種情緒時總會讓一個不在任何畫面里的詭異的男聲說：“真可愛”。這種精神性質的資源是很容易再生產的，而它卻實際上是熬夜等例外情況中最需要的補貼，并逐漸成為控制社會中最主要的補貼方式。它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有效地緩解著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 此時，伏原對幽靈妹妹的需要幾乎可以得到完全的滿足，而且在遇到新的喜好對象之后，就算她拋棄了幽靈妹妹，大數據的調控也依然會有效滿足她。這樣的治愈作為一種控制性的治愈，本質上是為了讓人們長久地忍受高壓的公司制度而進行的控制手段。這樣，人們就會為了此時的補貼與享受放棄去爭取更大的改變，盡管這種改變不發生，人們就總會經歷一種不適的感覺，并且在滿足-替換-滿足’之中倍感空虛，卻又找不到、也沒有精力去找突破的位置。《天使降臨到我身邊》的情動方案在這里遭到了巨大的打擊：雖然無法控制情動的來臨，也無法有效地阻止主體去經驗世界，那就讓整個經驗世界里的物件都變成可以欲望的，并由此變成可以換算和替代的，最終滑坡到可消費的同質化的東西。幾乎可以說，對象小a在大數據的狂潮中與主體的間隔越來越大，此間距離被“無盡的”可消耗和再生產的欲望對象填充。 更有甚者，促進主體去情動的變革者（革命者是一個有些過分的稱呼）也會變成主體釋放情緒的資源。首先，這些變革者正是向著勞動者而來的，他們希望勞動者好，在勞動者提出要求時經歷滿足，因此也就像幽靈妹妹一樣“順利”被拉入了資本的邏輯。其次，在勞動者不愿意徹底舍棄自己的資源和地位的情況下，變革者幾乎也只能起到補貼的作用。這很容易導致進一步的控制。最后，這些改革者的公眾姿態正如幽靈妹妹努力為伏原端水的樣子，本身就有一種情緒疏泄和移情的作用，使得他們有了繼續生活，然而也就是繼續工作的動力。試舉一例，在《監獄的“替代方案”》中，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分享了世界上幾種不同的監獄改革方案，試圖進一步將監獄人道化。首先，當這個方案是為了被迫害者而被迫害者的愿望大概率和這些改革者并不完全契合時，改革者就需要通過各種手段來讓人們支持他們，這自然包括守法、宣講乃至于經濟上的承諾，這就使得改革者已經深陷于現行體制之中。其次，由于許多普通人根本不認為監獄制度對自身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甚至權衡利弊之后認為與其讓罪犯們可以橫行于社會中，暴露自己的個人信息只是很小的代價，所以監獄改革必然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而只能作為某種補貼，讓罪犯和家屬能夠過得好一點，讓普通人消除近處的擔心，無法修正更多人被監控的事實；最后，當監獄改革者到處宣傳的時候，人們便放心于他們的事業，至多捐一些錢給他們，然后便安心于現在既有的生活。改革者如果不能在一段時間內卓有成效地完成任務，那他就不僅在這段時間里維持了現行制度，而且還讓后繼者更難獲得勞動者的支持。我們還可以說，這種控制式的社會關系本身就把變革者也納入了對象。 《社畜想要被幽靈幼女治愈》給出的便是如此現實的情況。在具體的觀看體驗中，觀眾的感覺并不非常好，有評論稱這部番只會讓他這個沒有人治愈的社畜感覺更難受。因此，這部動漫本身并沒有達成上文所述的控制機制，相反，它以其對治愈機制的錯誤使用暴露出了其正確狀態下的“深層結構”。 4、結論與余論 治愈效果與社會具體精神狀況有著明顯的相關性。而日本治愈類動漫日漸日常化，它作為一個癥候允許我們通過考察日常類治愈系動漫來分析其社會關系的演變。通過考察其基本譜系，我們發現了兩種治愈方式：萌系動漫針對高強度工作，它通過營造由個人愛好組成的強主體性小群體，開創了別處的生活，由此試圖恢復人們因為這種重復且漫長的工作方式而喪失的主體性，但不為工作提供目標；職場類動漫針對工作目標的喪失，它通過簡化處理工作時的困難和辛苦，又強化達成工作目標后的喜悅，不僅給予人們工作的目標，還同時提供了動力。后者的日漸式微反映出當今社會典型主體社會目標的普遍缺失，又因為社會關系的大規模覆蓋，無法有效組成主體性強的人際關系，只能通過萌系動漫創造生活。 《天使降臨到我身邊》展示了一種情動式的可能方向。通過分析宮子和小花的關系，我們認識到典型主體只能通過降臨式的對象小a-情動來重新獲得能動性。按照拉康的解釋，這樣的相遇非常困難，而且會導致社會意義上的死亡；按照德勒茲的解釋，這樣的相遇較為常見，并且并不會直接與社會秩序造成沖突，只會變為生成-不可感知，公司因此喪失了人力資源，因此間接地，它們必須調整起公司制度，而這有利于典型主體的解縛。改革者此時要做的正如這部動畫以及宮子的妹妹日向那樣，就是努力宣傳和行動來讓典型主體去更多地經驗這個世界，從而促使情動的發生。 然而，《社畜想要被幽靈幼女治愈》展示了另一種控制式的景象。通過考察伏原和幽靈妹妹的關系，我們發現本應該是對象小a的幽靈妹妹因為從來都是為了伏原好而行事，實際上行使的是欲望對象的職能。從反過來的角度看，幽靈妹妹實際上構成了生產關系中的補貼，就算能提高生產力也無法真正改變這種關系；而且，因為現代技術的進步，大數據和各種控制手段使得這種補貼產生了極強的意識形態效果。這種由幽靈妹妹展示出的手段快速地收集人們的意見并將其施加在大量的人身上，并且因為數據化和勞動者需求逐漸轉化為情緒的事實而近乎取之不盡。人們因為欲望對象的無盡更換而不能也不愿去處理更大的制度問題，因此長期處于不適狀態之中；主體與對象小a被欲望對象的洪流隔開，難以真正造成情動。此時的改革者甚至也被納入到了欲望對象之中，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有效地解決問題，就非常容易導致不信任，而且在一段時間內的持續解決進程也會壓制人們改變的期待。 這樣的局面和今日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關系非常類似，無數的思想家已經對此進行過評述。動漫作為大眾藝術作品，提供的除了學理之材料，也有實踐之范例。如果說《社畜想要被幽靈幼女治愈》至少反駁了《天使降臨到我身邊》的變革提案，而且該動漫本身就不利于典型主體的解縛和變革，那么前者——還必須考慮它確實讓常人觀眾感覺難受并進行反思了——實際上就成了一個有效的宣傳手段。我們已經可以從中看出：變革的大部分活動不再應該展現在明面上，因此要謹慎使用宣傳等公共手段；努力避免與典型主體以改革者的身份過度接觸，從而導致其被納入資本秩序成為欲望對象等等。把這些作為癥候的作品當作變革手段，而不僅僅是一個癥候，它便彰顯出大眾文化研究在批判之外的積極意義，值得我們更加深入的分析。 參考文獻： [1]（德）卡爾,馬克思著.雇傭勞動與資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2]（德）米夏埃爾·海因里希.政治經濟學批判[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 [3]（德）韓炳哲著譯.精神政治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84 [4]（法）吉爾·德勒茲著.差異與重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5]（法）德勒茲著.哲學與權力的談判[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6]（法）雅克.拉康著.雅克·拉康研討班 研討班 7 精神分析的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7]（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喻向午，陳碩譯.論因特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①] 在本文中，人際關系是相對于社會關系而言的，后者主要指主體與整個社會的一般性關系，而前者指主體與更為個體化的小群體的特殊關系，一些特殊的社會關系會強烈地影響人際關系。 [②]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類型的主角大多數是女性，男性僅作為邊緣角色甚至不出現。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現象，完全可以單獨成文，這里就不展開了。 [③] 這部番到底是不是治愈番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就筆者看來它似乎僅僅是職場系動漫。 [④] 很顯然在今日的社會情況下社會再分配會使得人們得到的工作與自己的興趣沒有多大的相關性。 [⑤] （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論因特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110 [⑥] （法）雅克.拉康著.雅克·拉康研討班 研討班7 精神分析的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409 [⑦] 參見（法）吉爾·德勒茲著.差異與重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163-184；358-360 [⑧] （法）德勒茲著.哲學與權力的談判[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197 [⑨] （德）韓炳哲著.精神政治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