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某件舊事今年五月剛在輿論場掀起新的風浪，這部同樣聚焦于“醫院墜樓事件”的電影《惡意》就在七月登陸全國院線，不得不說這次誠虱又撿著便宜了。最近在網上也有一部分人不理解為什么觀眾對陳思誠的惡意這么大，頗有為他洗白之勢。而《惡意》里暴露出來的問題，正是一個絕佳的病理學樣本。本篇評價在回顧《惡意》的不足之處的同時，也順手會拆解一下陳氏反轉電影和他的徒子徒孫的千層套路。 電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雙腳離地的世界觀。這一點應該也是“陳氏犯罪宇宙”的共性。之前的片子大多設定在位于東南亞或太平洋島國的某個虛構國家，架空背景降低了觀眾對細節真實性的苛求，也提升了對一些夸張甚至懸浮的藝術元素的包容度。這當然不是說在“陳氏犯罪宇宙”的東南亞篇章里，故事世界的設計有什么可取之處。優秀的作者“設計出一個完整的世界，以無數的細節巨細靡遺地表現電影里的主要角色，它是為故事增添豐富肌理的起點，而這樣的肌理，正是高明的故事講述標志之一”。而“犯罪宇宙”呈現出來的架空世界充斥著刻板印象、細節上近乎真空，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新時代的“東方主義”，而誠虱只不過拿捏住了在“獵奇”“尺度”招牌下大部分觀眾不會細究的心理。但一旦他將視線放在國內，給事件一個具體的“時間戳”，架空世界那一套投機取巧老路子的弊病就充分暴露。如果一部電影聚焦現實社會中的熱點事件在網絡輿論場上的風浪，那么對于“現實環境”和“網絡環境”的刻畫就是題中應有之義。遺憾的是，《惡意》在這兩點上都失敗了。 首先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部分。試問：①是否可能存在這樣的一座城市，官媒和頭部私人媒體對這座城市的影響力近乎真空，只有一家相對地方性的公眾號可以興風作浪？②是否可能存在這樣一所大學，其新聞學授課不用在專業領域深耕多年的講師，而用當地的“知名記者”，且該記者恰好有時間也有心情每周固定時間去一次大學當老師？③是否可能存在這樣一家MCN公司，旗下不僅有網紅直播還有知名記者的公眾號，且它們可以打配合，成功實現對一座大城市內公眾的議程設置？④（在電影故事發生的2019年）是否可能存在這樣一家醫院，天臺樓頂不鎖門，病人護士隨便進出？⑤是否可能存在這樣一位土木老哥，腦回路清奇到在塔吊的頂上安正好對著醫院天臺的監控？請問這個角度的監控——除了正好能還電影中的荒唐事一個真相以外——能對建筑工地的監視有怎樣的影響？我相信任何一個有點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給出否定答復。其他的小問題包括但不限于：①同一家媒體的報道速度每次都遠在警察/官媒之上；②一個知名記者的電腦不設密碼，其他人想用就用、想發她的文章就能發（且從影片呈現方式看，這個人似乎還不擔心自己行為可能引發的后果）；③一人輕生引發眾人圍觀，大家都在對這件事評頭論足，媒體在找最合適的位置現場直播，而樓底下消防人員在給氣墊充氣卻無人在意。 電影對于網絡環境的刻畫也陷入了同類題材（比如前年由周冬雨主演的《熱搜》）的順拐套路，即過度簡化網絡輿論，陷入“議程設置神話”的陷阱。電影中的輿論操控策略簡單而直接，即一個新的熱點事件可以有效轉移公眾的焦點。這個設定的潛在邏輯，即輿論是易被操控的，公眾是健忘的。只要出了一篇文章或某個人在直播上錘了另一個人，群眾立刻投其所好，建造出一個符合這些人預期的輿論環境。互聯網反而成為了被剝奪了復雜性的背景，淪為圍著電影故事公轉的附屬品；新聞工作者被推上了“輿情推手”的位置，他們每次出手就一定是大新聞，網民在這群人的指揮下“指哪打哪”，且從來不用擔心會出現同行搶走風頭或者網警出手“和諧”內容，他們遭遇的挫折也僅僅來源于“別人手里有更真更猛的料”。不過在現實世界里，輿論場不是“萬能許愿池”，網民也不是毫無主觀能動性的羔羊，媒體/爆料者并不能每一次都得償所愿。就看近幾年的熱點事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事情也并非罕見。輿論場更像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地方，哪怕是很有影響力的媒體和輿論形成的也是動態的、復雜的對話關系，電影簡化了這種復雜性，以突出操縱者的“完美控制”。 講到這里一定有二極管跳出來反駁我上面的分論點，話術我大概也猜得出來，應該差不多是“電影就是需要有藝術加工”“這么追求真實性你怎么不去看紀錄片”之類。這類人對于藝術虛構與現實邊界的觀念犯了極端主義的錯誤，其深層次的邏輯謬誤即“還原現實和藝術加工是一對絕對反義詞，它們就像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持上述觀點的人無法分清“加工”和“硬傷”之間的區別。問題不在于《惡意》是否100%復刻現實，而在于它作為一部標榜反映社會現實的類型片，其關鍵細節是否違背了現實邏輯的基本共識；觀眾真正在乎的也不是要求它變成一部紀錄片，而是兌現現實題材的類型承諾。合理的藝術加工服務于敘事效率或主題表達，也需要以現實邏輯作為錨點；它并不是對現實主義表達的拒斥，更不是為懸浮失真的環境刻畫和漏洞百出的邏輯開脫的借口。如前所述，影評對于現實細節的質疑并不是吹毛求疵，因為那些細節正是支撐故事可信度的地基。當地基崩塌，所謂的“現實批判”便淪為空中樓閣。換言之，你既然想要關照真實世界里面發生的事情，你在電影中起碼需要營造出一個足夠擬真的環境，而不是讓觀眾夢回“x殺”全家桶。當一部標榜“直擊網絡暴力”的現實題材電影，其自身最大的問題恰恰是雙腳離地的懸浮時，諷刺感便撲面而來。 《惡意》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松垮羸弱的敘事能力。經常去電影院品鑒陳氏抖音短劇大電影的美食家們心里應該都清楚，他的懸疑電影盡管在內容呈現上獵奇且嚴重缺乏創造力，人物塑造上扁平且弱智，但起碼有一個合格的商業片節奏。編劇團隊需要付出心血的就是①按照“救貓咪”節拍表一板一眼地填入符合特定功能的情節，②同時搞出一些迎合反轉癖口味的、牽強附會的伏筆以及看上去高大上、實際上中二淺薄的象征滿足類型要求（這也是誠虱吸引“誠吹”和下沉市場的獨門秘技）；只不過填進去的內容削足適履得“思之令人發笑”。而在他們的最新大作《惡意》里，這群人甚至連“完形填空”都懶得做。在幾個局部有電影為數不多的閃光點，比如道爺做客直播間爆料和警方還原案發現場的交叉剪輯，讓事件的“真相”一步一步滑向另一個方向，把主角鈍刀割肉又束手無措的無力感營造出了大概。但這種在短視頻里挑電影感時刻的行為就像在史里挑金針菇一樣毫無意義，并不改變電影故事已成一坨的事實。一個最明顯的結構缺陷就是，電影在葉攀被打成“惡女”之后有關墜樓案的故事線就此結束，而在本片故事中這只能算第二個重大的情節轉折點，結構上更像是第二幕的高潮而不是結尾的高潮，因此肯定有一部分觀眾像我一樣在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感到困惑，好像電影還有什么東西沒講完就結束了。“誠吹”們肯定會把此處解讀成“反高潮”，是和現實網絡輿情事件關注度的同構，并上升到“陳思誠在不斷創新、超越自我”的高度。但對于一個習慣于把整部電影畫滿感嘆號的創作者，在結尾寫丟了一個可以充分壓榨情緒價值的第三幕，這更像是技術失誤而非刻意為之。 同樣是技術失誤的還有葉攀離職后和晨晨天臺聊天的那一段，晨晨的身份揭露：她其實就是“試藥人案”主人公陳福軍的女兒。這個信息揭露的糟糕之處在于，它不僅抹去了晨晨這個角色最后的合理性（這一點的詳細討論見第三個分論點，此處先按下不表），還喪失了重大揭露（俗稱“反轉”）的戲劇功能。通俗來講，在懸疑電影里一個優秀的揭露給觀眾帶來的感覺應該是“woc，原來是這樣！”然后目不轉睛地盯著銀幕期待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哦哦哦，原來是這樣”緊接著再打個哈欠看眼手表，收拾收拾東西準備離場。電影中真正錘葉攀的人，可以是團隊里一個不滿現狀的職員，可以是一個原本懷抱理想、但在墜樓案的歷練下變得厚黑的實習生，甚至可以是蕭大老板，但大前提是電影必須有充足鋪墊（作為壓箱底的反轉，前面只有草蛇灰線都是遠遠不夠的），就像如果有一個工作崗位誰都可以干，那么具體在這個崗位上是誰就無關緊要了。這個反轉之所以非常有“離場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是在葉攀離職之后呈現出來的，即使晨晨的真實身份曝光，此時已經不能對人物命運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如果之前晨晨發推文把炮火引向葉攀可以被解讀為草率的人物弧光，那她的身份揭露僅僅是給人物轉變打了個補丁。所謂反轉無法回答觀眾對“所以呢”“然后呢”的追問，自然也就沒有足夠的力度。 不過，中國有句古話，“情人眼里出西施”，在主創眼里他們的電影恐怕是“力透紙背”，只不過力道都用在輸出大道理上了。但凡你翻開市面上任何一本講如何寫劇本的書籍，你都能于其中發現類似“展示，不要告訴”之類的勸誡，但在此地能找到如此多熱衷于反其道而行之的創作者，令人咋舌。本片的說教濃度奇高，單是字面意義的上課在電影里就出現了兩次，這還首尾呼應上了。其他角色也是一有點機會就把大道理掛在嘴邊，道爺直播爆料（甚至還導演還用了“大特寫＋打破第四面墻”的組合，生怕錯過這個教育觀眾的機會）、葉攀懟蕭老板、葉攀離職聲明、葉攀和晨晨的對談，都是一些“者乎”之類的話語，引得眾人在影院里苦笑起來。之前陳氏犯罪反轉大戲都主打純粹的感官刺激，這一次需要他進行一點拔高工作，他還是忘不了他故事扒手的老本行，只不過他這次盯上的是博納。

電影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和其他陳氏反轉抓馬大戲一脈相承的人物塑造。如果我們把一部優秀影片的人物塑造比做成一片具有完整生態系統的小樹林，那陳氏犯罪片里的人物只是大小不同的風滾草，沒有任何的依靠，任由劇本之風擺布。具體到本片，人物主要可以分為兩種：純潔圣母型和人格分裂型。 塑造天使類角色（尤其是受害者）也是陳思誠類懸疑片和他的徒子徒孫們的慣用伎倆了，先用金句或角色身上的某些特點塑造共情點，再把這個角色毀滅，營造出極致的反差。用純潔的最高級襯托人性的最低級，以此在最短時間內最大程度地抓取觀眾的同情。同樣的手法可見于《消失的她》里的李木子和《三大隊》里開頭案件的受害人。而在本片中，陳的如意算盤外化為兩個角色，靜靜和她的后爹魏強。比如影片的第八場戲，葉攀獨自看靜靜生前的錄像，靜靜想成為魚，因為“魚的記憶只有七秒，再疼過了七秒就忘了”；以及倒數第二場戲，這是影片最后一層反轉，是靜靜通過李悅的相機錄制遺言，揭示出墜樓案是自s的真相。這一套流程非常符合前文“先抬后毀”的模式，前者把觀眾的憎惡引向彼時成為眾矢之的的李悅，后者引導觀眾反思在網絡上的“正義執言”是否在實質上等于“未知全貌瘋狂置評”。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有挾天使以令諸君，歷史還是不可避免地押韻了（至于結尾的處理為什么是更大的缺點，暫且按下不表）。后爹的形象也是經典至極。一個人夜店喝酒的時候看到許久未見的女同學淪落成了陪酒女，就大動惻隱之心，不僅不嫌棄她家里有重病的女兒與她結婚，和這一家人關系融洽，還利用護工身份把她們都接到醫院里住，出事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替街坊鄰里拿快遞……試問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T0級老好人到哪里去找？先立一個絕對的無私人設，再通過變故讓他的無私最終付諸東流，“捧s”套路屢試不爽。 關于在電影里塑造“至善受害者”在不同的電影里大同小異，且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其危害，但電影中那些呈現出來“精分”的角色才是爛片“爛得千奇百怪”的地方。這群角色奇異的行為邏輯不禁讓人懷疑，觀眾可能低估了內娛這群創作者突破審查下線的實力：他們不僅把故事挪到東南亞為自己放開手腳搞獵奇，甚至在電影里直接跨越審查雷池，把角色的舉止拍出了“鬼上身”的效果，這怎么不能算是獨具中國特色的鬼片試點。 比如電影里的知名女記者葉攀，在影片中的虛構城市里是一頂一的“業界良心”，嘴上經常掛著“新聞理想”“實事求是”之類的詞語，但就當觀眾以為她會查清楚事實真相再發文的時候，幾張李悅的非主流照片和幾句催稿（說來好笑，組里面動不動“再不發熱度都被人搶了”，可是電影里自始至終都沒有呈現這家新聞媒體的競爭對手）就收買了她的“真實性”，這報價也沒比蕭保乾的高多少。再比如實習生晨晨，作為得獎報道成名效應陰暗面的親身經歷者，她是怎樣心直口快地說出自己“認同葉攀手段”并身體力行地踐行這一信條（違規偷拍證據、惡剪葉攀上熱門），或許是和“匹諾曹說自己在說謊時鼻子變長還是變短”一樣令人抓耳撓腮的費解之謎。 在網上肯定不乏“誠吹”為電影中新聞從業者的形象洗地，認為以上種種都是導演在諷刺現實中吃“人x饅頭”的記者，是批判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聞環境對媒體從業者的異化。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不僅對一個合格諷刺在劇作層面所需的基礎工程毫無概念，更忽略了人物在電影中也需要承擔戲劇功能。之所以說葉攀造成的影響是一個標準的“好心人辦壞事”“投石入水”的漣漪式處理模式，是因為電影里已經明確地抬出了一個唯利是圖的“惡人”供大家啐上幾口；如果導演真的打算諷刺記者黑心，完全可以設置“記者為‘名’，老板為‘利’”的“雙雄模式”來達成雙重諷刺。但是在電影中葉攀未知全貌瘋狂置評的操作，還不是為了一個沒有人和她搶的熱度，還不是出于“熙熙攘攘，利來利往”的心理？因此，“葉攀諷刺論”最終會一定解讀出兩個承擔相似戲劇功能的主要角色，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產。

之所以說晨晨的塑造非常割裂，是因為她在電影的大半部分一直承擔“劇情講解催化劑”的角色，即借她的行為引出對劇情的解釋和主要角色的所思所想，這樣功能化、扁平化的“葉攀wannabe”是不可能來自于一個因為熱點新聞副作用而被擊垮的家庭的，更不可能有電影中那副爽快干脆到說干就干的決絕的。 電影里蕭老板的塑造同樣幽默，誠虱起名的時候還貼心地使用了諧音梗，不過其行為舉止只能給觀眾留下“圖片僅供參考，請以實物為準”的印象。最明顯的矛盾是，觀眾不清楚蕭保乾到底在不在乎一味追求流量帶來的后果。在電影一開始討論要不要發布偷拍視頻的時候，以及道爺直播結束團隊內部開會的時候，電影都設置了一個蕭保乾“自己打自己臉”的橋段，而段落里呈現出的選擇其利弊是互補的，第二段尤甚。這意味著一個精神狀態正常的人不可能在此種情形下，既承認“黑紅也是紅”又感嘆“互聯網還是有記憶的”，因為后者在當時對話里的潛臺詞是糟糕的名聲會影響信度并折損生意。不可否認的是，蕭保乾在影片中確實是一棵墻頭草，主創想把他的形象塑造成沒有底線和操守的資本家，但他的言行基本可以歸因為，在電影某個節點需要一個具體的小人，編劇就把蕭總抬出來詼諧一下，讓大家過過嘴癮。把他理解成嚴格意義上的“一切行動向錢看”的內核穩定的角色，就實在太高估“陳家班”的編劇能力了。同樣的問題也出在道爺直播當場，面對一場有可能讓公眾號信譽破產的爆料，蕭總迎難而上的勇氣也令人困惑。蕭保乾塑造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電影借葉攀之口點出了他曾經也是一位有理想的記者，而電影并未呈現任何指向蕭人物轉變的內容。在呈現出這一處反差的時候，觀眾自然而然地想要知道連接兩種截然相反人物面向的橋梁，并最終不可避免地失望于電影在關鍵處點到為止的遮羞策略，這同樣是電影主創敘事能力匱乏的有力佐證。 電影里最隱蔽的矛盾角色，就是在直播中爆料的道爺。這個角色的塑造思路非常清晰，就是那種在B站時事視頻彈幕里被尊稱“先生大義”的人物。而這位大義凌然的先生在證明李悅清白、教育完觀眾之后，還不忘把公眾的視線引向尤茜，讓公眾去質疑一位后來被證明也和墜樓案毫無關系的母親。我們必須要承認人是有局限性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人可以站在上帝視角評價一切，但電影中的人物是需要承載戲劇功能的，而道爺的功能非常明確，就是引出反轉并教育觀眾。不幸的是，這位先生的教案在電影后半段被打假，直接削弱了此人所言的信度，他在直播間的一通自我感動的表演因此更像是自己錘自己。換言之，一個拿著部分事實就做含沙射影的指控、甚至（在電影語境中）引導網絡b力的人，沒有人會相信他的大道理。從這里可以看出，電影主創為了追求反轉已經到了左右腦互搏的地步了。 類似的精分角色可以說在陳氏獵奇電影里比比皆是，背后的原因也不難猜。此類電影劇作的核心訴求，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填入盡可能多的賣點，其他一切均居從屬位置。陳思誠在犯這種錯誤上非常得心應手，甚至已經蔓延到了他的“藝術野心大作”《解密》和“博納式主旋律＋三流懸疑喜劇”試點《唐探1900》，但重災區始終是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們打造的“東南亞犯罪宇宙”。影史上的“反轉名場面”的精髓恰恰在于邏輯上的必然性和情感上的沖擊力，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歐亨利時刻，最重要的是它同時揭示一些關于人性的真相。而陳氏懸疑電影嚴格恪守“懸疑就是反轉、驚悚就是獵奇”的基本準則，把結果當成手段，搞數量堆砌和強度競賽。借助信息碎片化時代的東風和生產者與再生產者的合力，這群人最終把“反轉”建構成了宣發核心、流量密碼、社交貨幣——于是“反轉崇拜”誕生了。

在它強大的萬有引力下，類型片的節奏喪失了高低有致的優雅，轉而變成了崎嶇不平的驢唇不對馬嘴，留給故事里的人物腐敗且扭曲的生存空間——就像電影鏡頭里那潮濕悶熱、破敗不堪、雜草叢生、毒物遍地的東南亞一樣——在其中，他們的靈魂被抽空，只保留一些親情愛情之類的最基礎的人類情感和最本能的生理反應；他們的肉體淪落為獵奇的能指，成為衡量電影中“賣點”“爆點”的貨幣。而他們最終僵化為四世、異化成偽人，就不足為奇了。

從客觀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承認在陳思誠導演/編劇/監制的懸疑犯罪題材電影序列里，還是有極少數可以被視為例外。但大多數，包括本片《惡意》，就是把懸疑誤解成獵奇的短劇大電影，是你對它啐一口都嫌浪費痰液、它指不定還會呼朋喚狗追上來咬你兩口的“路邊一條”。那為什么還會有這篇文章呢？這就要說到本片最后也是最大的問題，即徹頭徹尾的自反，用形式擊垮表達。 各位應該記得，結尾眾人在查看李悅相機時發現靜靜錄的遺言，整個事件的真相被揭露為靜靜想要自殺李悅前去阻止結果二人雙雙墜樓。可是如果大家的短期記憶有幸比魚長一點，應該會注意到電影一個奇怪的地方，那就是開頭悲劇發生前的片段時，導演對事件的理解似乎并不是結尾呈現的那樣。低調打光，畫面以藍色和黑色為主，突出壓抑和驚悚的氛圍；監控室里打“斗地主”的保安象征著監管的缺失，似乎給一些魑魅魍魎活動的機會；近景加上一驚一乍的音樂，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幾乎明示危險的到來；女孩奪門而出跑上樓梯，護士緊隨其后，通過樓梯井的仰拍好像一層一層的樓梯困住了女孩，一般用于暗示人物面臨巨大挑戰或處境危險……分析導演在第一場戲的視聽語言，不難發現開頭的樓梯追逐也好天臺墜樓也罷，導演的拍法更像是一個獵人在追逐他的獵物。把同樣的形式移植到類似于007或殺破狼這樣的動作類型電影里，殺手追逐某個收到保護的證人這樣的橋段，絲毫沒有違和感。簡言之，導演在開頭把“阻止”拍成了“狩獵”，把一場原本出于善的營救拍成了一個無辜的小女孩逃離處處想把她生吞活剝的醫院。而這一場戲恰恰就是《惡意》里形式與表達關系的縮影。 網絡暴力是一個造成真實痛苦、摧毀生命、亟待社會嚴肅對待的議題，批判它的作品理應傳遞沉重且深度的反思，可到底是誰巴不得觀眾欣賞電影里角色的驚恐狀？電影結尾上價值，沒有誰是非黑即白的，可到底是誰在劇本里用非此即彼的思維塑造人物，挾天使以令諸君？電影強調網上吃瓜要保持理智、不要被盲目的正義感引導，可到底是誰全片用“大特寫＋一驚一乍的配樂”來引導觀眾情緒？道爺直播的時候教育道，不要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可到底是誰一直在電影里充當“多巴胺獵人”？一篇真正在乎真相的文章，一部真正在乎現實的電影，或是一聲表現主義的吶喊，或是一個絲絲入扣的社會寓言，或是一次冷靜克制、格物致知的貼地飛行，唯獨不是這個臉上畫滿感嘆號只為博君一看的短劇總集篇。 如果每一個場景都振聾發聵，那我們真的會變成聾子；如果每一處轉折（無論大小）都用音效著重強調，那我們真的會得心梗；如果每一個橋段都“爽到上頭”，那我們真的會變成傻子。而就是持這種心理的創作者們，用一部又一部流水線馴化觀眾的口味，類型片的靈光巧思和精雕細琢逐漸黯淡，取而代之的是奧斯康定——它確實能像優秀的類型片一樣將觀眾從經濟下行的痛苦中短暫解脫，讓觀眾沉醉在另一個世界，但久而久之我們眼前除了another dose以外再無他物。現在，你還會稱他為“國產電影最好的產品經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