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怎樣導致了害——影片《苦果》瑣談                范達明“愛之適足以害之”，這是影評家鐘惦棐在論張瑜表演藝術的一文中講到的一句話1。影片《苦果》中的姐姐林薔因從小嬌慣溺愛弟弟林堯，一再姑息他犯的過失，使之在社會壞風氣影響下終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個電影故事引出的教訓，也可以用“愛之適足以害之”這句話來做一比喻和概括。青少年犯罪是個社會問題，但是它與犯罪者的家庭、其父母、兄姐們的教育得當與否也有很大關系。不承認這一點，光把責任推給“四人幫”、推給社會，是不客觀、不公平的，盡管家庭關系也是社會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影片《苦果》正是把姐姐的“愛”造成了對弟弟的“害”這一因果關系推到了前景，展現了一種看來是刻骨銘心、真摯無邪的“愛”卻怎樣必然地導致了一種無可挽回的“害”的全過程，揭示了這種特殊的“愛”與“害”的事與愿違的矛盾，使影片提出的問題具有發人深省的不一般性。這是影片《苦果》的新意，也是它的主題的積極的意義。當然，影片編導具體地從“愛”與“害”這一較新的角度去提出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根源，并不意味著要排除其他根源，例如社會的根源，也不意味著要我們消極地去對待“愛”這一人類社會關系中的崇高感情。影片并沒有叫我們籠統地譴責愛、消滅愛；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影片告訴我們的），林堯的犯罪，終究還是由于他被愛得不夠——十年內亂時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自幼失去父母的家庭內的孤寂，使林堯生來得到的愛比本應得到的要少得多。這就加劇了與其相依為命的姐姐對他這個弟弟的不適當的嬌慣與溺愛，以至于使這種愛中潛在的害日益增大，直至這種害大到消滅了這種愛。這就是影片女主角林薔的愛的悲劇。另一方面，影片通過肖湘、嚴母等形象，又正面地告訴了我們對于像林堯這樣一類初有失足的青少年應當怎樣采取正確的教育方法與手段（亦即正確的愛）來挽救他們。然而林薔的偏見，使她不能堅持采取蕭湘挽救林堯的正確措施。于是，林堯又從廈門農場回到了上海姐姐的身邊，但也同時回到了這個他難以控制不再犯罪的地方。林堯終于成了林薔的愛的犧牲品。影片是以林薔阻擾林堯作案而受傷躺在醫院病床回憶整個事情經過的鏡頭開始的。她吞下了林堯作案時掉下的可作為罪證的一顆紐扣，她說“兇手是我，我吞下的是一顆苦果。”林薔的行為與語言，表明了她的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林薔吞下了這一紐扣的舉動，應當理解為她溺愛弟弟的本性的一種本能行為，并非她真心要掩蓋或繼續掩蓋弟弟最終那盜竊的罪行。影片中的林薔是一個心理矛盾與分裂的形象，是我們銀幕中出現的一類新的有值得討論與探索意義的形象——應該說，她最終成了一個懺悔者，因此她還是值得同情的。由于影片編導立意明確，就使《苦果》這個刑事偵破故事，沒有一般地拍成一部只重情節的推理劇，而是刻意拍成了一部就青少年犯罪現象提出問題與哲理的“社會問題劇”。《苦果》的片名就是這一創作意圖的集中與概括的標記。可惜編導對此深怕觀眾不理解，很多涵義又都反復讓上官劍等刑偵人員以及肖湘用對話講出，顯得累贅而失了含蓄的藝術魅力。這是影片欠成熟的地方。                                                           1981年10月5日寫于Y.C. 原載《西陵報》1981年10月10日第4版2007年2月10日錄入電腦于杭州梅苑閣[相關鏈接]西安電影制片廠彩色故事片（10本）1981年出品編劇：王煉、李云良、梁廷鐸 導演：劉斌 攝影：劉昌煦、王惠 主演：黃中秋（上官劍）、肖雄（林薔）、馬曉晴（幼年林薔）、寶珣（林堯）、方超（幼年林堯）、史鐘麒（肖湘）、孫景璐（嚴母）、馬冠英（嚴方）注釋：1 見鐘惦棐《在上海會見張瑜》，原載《電影藝術》1983年第3期。此文分別收入《起搏書》（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4月版）與《電影的鑼鼓》（重慶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此語分別見兩書第251頁與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