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角色1程戈程戈是影片的主角，是影片著重講述的一個正面形象。他包下一分廠之后，做了幾件事：1、按績效發工資，員工獎金高出總公司幾倍不止。2、開除了后進的五名員工。3、聘用了很多勞教過的青年做職工。明確獎懲制度是提高公司效率的好辦法，并不一定別人想不到，而是別人不敢做。出頭的椽子先爛，程戈有領導一分廠的魄力。一個有魄力的人應該有霸氣，影片刻意掩藏了程戈的霸氣，他在講話時都很冷靜、理智，并不是一個“正義斗士”的形象，而是據理力爭的形象。在八十年代能夠拍出這樣思考政治的電影已經十分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就在于拍出了程戈的冷靜。很多電影把反抗者塑造成“孫悟空”，孫悟空是毫無顧忌的，人們抱著看熱鬧的態度看孫悟空，見到不平就打，見到不公就罵，觀眾看了很開心。但這樣的角色并不全面，因為人大概都是有顧忌的。程戈并不瘋狂，在他的理解之中，他做的事是理智的。單純的從外表、語言和行為來塑造并不能使程戈的形象充分變成圓形。影片中，程戈的兒子是一名勞教過的青年，找不到工作。程戈在法庭上承認，自己看到兒子的苦悶，就想到了社會對于這些青年的不公平。所以自己的廠子就接那些雖然勞教過仍然上進的年輕人。這樣，把一個“偉光正”的形象盡量的合理化了。通常，電影都在展示“異類”，而這種“異類”必要生活化、合理化才能讓觀眾感同身受。程戈在接收采訪時說想過自殺，這也成為后來不讓他繼續擔任廠長的口實。這是對人物性格的合理剖析，一個靠理智勇敢起來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孫悟空那種“無知者無畏”，他內心的苦悶是存在的，勝訴之后，他甚至也沒有表現出特別興奮。2郭剛郭剛是位年輕的審判庭庭長。在他的堅持下判決程戈勝訴。他的形象比程戈更為內斂。他的話不多，很多心理活動僅僅通過特寫來表現，讓觀眾去猜他怎么想的，他在憂慮什么。郭剛頂住了上級的壓力，在法院討論“程戈案”是在小范圍內審理還是大范圍審理時，郭剛把內心中的想法集中做了表述：前不久我在雜志社了解，他們從100個人里抽查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傷害了你，有三種選擇你會選什么，30人選擇以牙還牙，67個人選擇忍氣吞聲，3個人選擇上我們的法院。是不是我們的執法者們做不到“刑上大夫”？是不是我們做不到“王子與庶民同罪”？而我們執法機關做不到秉公執法，我們法的天平總是向權勢嚴重傾斜？同時，我也在想，是不是人民群眾對我們執法機關失去了信心，我們是不是正在失去強有力的支柱——人民群眾。也許，我有點危言聳聽，但這是我們的心里話。真的，如果人民對我們的執法機關失去了信心，就有可能變得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信心，就可能變得對我們的惡中國共產黨失去信心，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后果是不堪設想的……通過語言刻畫了人物，讓角色不再神秘，他在講這番話之前，參加討論的公職人員有的在手指上畫畫，有的偷偷地吃糖，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不會思考人民群眾對黨是否會失去信心的問題，這是明確的對比。這對比不僅僅是道德層面上的，也是思想層面上的。很多尸位素餐的職工是沒有郭剛這樣的思維去思考問題的，這是用對比的方法表現了郭剛的水平。最后，郭剛則被調到郊區法院“鍛煉”，當被采訪的時候，他說在郊區法院同樣是鍛煉人。這是不是郭剛的心里話不得而知，以他的思維水平，是一個無論在哪里都能發揮作用的人，就是因為他真的是在不斷的思考，這是他和那些庸人最大的區別。3馬書記總廠黨委的馬書記是革命一代。是程戈案的被告。他的形象不是大奸大惡，甚至他希望通過調節來解決問題的時候，立場仍然是不希望黨的顏面掃地。他是一位清正廉潔的老干部，他自己住的是小平房，把樓房讓給其他員工。他在后代中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形象。敗訴后，他認為對自己的罰款該罰，自己出，而對兩名同事的罰款不合理，應該由組織出。這些方面堆積起來，馬書記的形象就變得十分豐滿。是一位有擔當，有脾氣，有性格，高風亮節，一心向黨的老同志。所以影片中他和程戈的沖突屬于認識差別，而不是私仇。影片最寫實的敘述在于：程戈勝訴，繼續擔任一廠廠長，合同到期后，馬書記在黨委討論程戈是否繼續擔任廠長時說，程戈有過自殺傾向，所以不適合繼續做廠長。這個做法是公事公辦還是出于私仇，影片沒有解釋，這是最好的處理，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此類感情也絕難分的清楚。馬書記可能真的認為程戈軟弱不適合再干，也可能是出于私仇，也可能是必須公開矛盾以確保不出現第二個程戈，也可能是來自上面的壓力……一切皆有可能，而且，一個結果，并不一定只有一個原因。二、故事架構影片的敘事十分考究，故事有兩條線，一條是兩個記者采訪事件的線，另一條則是程戈案過程線。這種打亂時空順序的講法在八十年代可以說是非常超前的。電影并非沒有敗筆，影片插入了兩個影響郭剛的片段，一個是餐館里年輕情侶的對話，一個是做小偷的告白。兩個故事脫離主線故事，單純為改變郭剛思想而存在。這樣的表現手法極少出現在先進的電影中，因為比較生硬。三、電影語言影片畫外音過多，這是八十年代很多電影的不足。電影是綜合藝術，通過畫外音來表現故事，是“反電影”的。影片采取了新聞播報的方式來講述，或多或少彌補了畫外音多和故事生硬的不足。雖然在今天看來，電影畫面非常粗糙，但表現馬書記家時用了一個長鏡頭，從馬書記的家鏡頭升起，搖到一片高樓，最后又搖回清貧的小巷，這個鏡頭不僅有對比，也通過上升與降落帶起情懷。類似這樣的長鏡頭在電影中還有一些。影片用到了很多跳切鏡頭，來自大師戈達爾的經驗在片中得以體現，應用得非常富有詩意。四、主題影片思考了一系列問題，最終認為“黨也有可能犯錯”。在后來的總廠的黨委會上，有人已經提出了反思：“因為我們的錯誤決策，使一分廠損失了五十七萬元，這是我們的錯。”清正廉潔、一心為公的馬書記可能會錯，黨也有可能會錯，電影最終以中央的正確指示結尾。電影很大程度上反應了當時中國人思想的活躍。只可惜，我們現在再難看到尺度這么大的電影。在“娛樂至死”的當下，無論是觀眾還是電影制作人都更傾向于簡化的故事、善惡二元的設定、平面的人物、避開現實的情節。這時，我們回看《T省的八四、八五年》會被嚇到，我們曾經，還有能拍出這樣電影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