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很奇怪，李滄東生活在韓國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聚集的國家里，沒被某些傻逼暗殺。因為按照國內某些糞青的邏輯，凡是在電影中顯露出中國人丑陋一面的，都是為了得獎而不要臉的賣國賊，因為他們不惜販賣中國人的丑陋來迎合歐美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即使不是主觀故意，也在客觀上為歐美人的偏見提供了證據。    按照這種邏輯，李滄東能活下來就確實應該稱為奇跡。因為在李滄東的電影里，現實永遠是骯臟和丑陋的，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虛偽、自私、狠毒、絕望。而且這些電影還一而再的在國外獲獎，受到了有偏見的歐美人的喜愛。李滄東還因為這些電影當上了該國的文化部長，還不能稱為奇跡么？不過這在韓國其實并不是什么奇跡，因為人家是民主國家。不會因為主題不積極向上、格調低下、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誤導青少年、不和諧等BLA BLA BLA如山的扯淡理由被封殺。    至于他們國內有沒有和我們國家一樣邏輯的糞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無論是哪國的糞青，抑或什么光腚總局，在使用這種邏輯的背后，分明可以看見一個自卑的“小”字。越是離奇激動驚詫莫名，越是說明了它的紙老虎本質。如果一部電影可以毀掉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形象，那么這么民族、社會和國家該多么可悲，不妨毀掉那小于等于零的自信重新來過吧。    其實，臉上長瘡不會因為撲多了粉而自動消失，無論這個粉是電影還是奧運金牌抑或其他什么。那是病，得治，不治只撲粉，早晚會讓粉刺爛成楊梅大瘡而毀掉整張臉。      ——————是為前言，以下進入電影《綠洲》——————    洪忠都是一個善良的人，他的善良體現在剛被從監獄放出來，穿著夏天的衣服走在冬天里。他在等車時卻把僅有的錢給他媽媽買了一件衣服作為禮物，自己依然在寒風里穿著短袖走來走去，吃不上飯也找不到家，因為他們家人搬家了卻沒通知他。    因為洪忠都缺根弦兒，他不懂得怎么在社會上生存，和正常人打交道。當他終于找到家里人時，把禮物送給媽媽，他哥哥說他，你以為自己去干什么了？出國旅行嗎？他的嫂子告訴他，別人都不好意思說，但總得有人說，要是你不存在，我們都會好過很多。    但是洪忠都的哥哥和弟弟都明白，這之前，幸虧洪忠都存在。洪忠都進監獄是替他哥哥頂了過失殺人罪，他哥哥酒后駕車撞了人，但他哥哥是家里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哥哥不能入獄，洪忠都反正是個累贅，正好派上用場。    韓恭洙也是累贅，她重度腦麻痹，生活不能自理。但韓恭洙也有派上用場的時候，她的哥哥嫂子用她的名義住進了傳為殘疾人建的新公寓里，她和舊家具一起被留在了破舊骯臟的居民樓里。    不想再對洪忠都和韓恭洙之間的愛情贅言，他們之間的愛情更多的是源自本能，既有動物本能更有人之間愛的本能。這份本能之愛越純，越是反襯出他們周圍正常人的人性的扭曲和不正常。    也許，洪忠都和韓恭洙之所以能夠保持善良，抑或說保持正常的人性沒有被扭曲，是得益于他們的殘疾。如果他們是正常人，他們還能夠不計較利益得失的相愛嗎？他們的愛和性更可能會變成商品的考量，他們的愛情會不會和他們周圍的人一樣無聊而庸俗呢？一個更現實的假設是，如果他們搖身一變分別成為兩個家族的經濟支柱，即使有殺父之仇，兩家人恐怕也只能聽之任之吧？畢竟，善良有屁用，你他媽最好學會獨立。    在李滄東的電影里，只有傻子才快樂，那些正常人只會借酒撒風、虛與委蛇，在電視熒光幕前呆滯，在練歌房里失態，他們的算計人生顯得如此的麻木可悲，現代化給韓國社會帶來了更舒適的生活，和更可悲的精神荒蕪。    只要你不是傻子，就必須證明自己的價值。帕索里尼在1976年接受采訪的時候說：“引起改變的只有一個體制，那就是消費主義。它也是唯一觸及所以階層的體制，并帶來了一個新的侵略性姿態，因為在消費社會，進取心對個人是必要的；而順從姿態，比如一個恬淡寡欲的甘受命運擺布的老農民，在今天一無是處。如果一個人接受自己落伍的、陳舊的和低等的地位，那他會是什么樣的消費者呢？他必須爭取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就這樣，突然間，我們所有人都在變成一個個小希特勒、小一號的權利追求者。”    在《綠洲》里，原來東亞社會引以為傲的家庭鏈條在消費主義面前如此脆弱不堪一擊，洪忠都韓恭洙這樣的累贅像敝履一樣被他們的家人拋棄，雖然他們對這個家庭的貢獻并不是可有可無，但他們畢竟沒用了，他們用善良說明了自己進取心的缺乏，而社會是容納不下這樣的傻子的。    當現代化變身消費主義到來的時候，貌似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其實，選擇只有一個。問題在于你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