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玫瑰何以開放——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桑克    當代德國曾經評選十大偉人，分別為阿登納、馬丁·路德、馬克思、巴赫、愛因斯坦、歌德、古滕貝格、索菲·朔爾、勃蘭特、俾斯麥。其中最年輕的索菲·朔爾，死時年僅22歲，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憑什么享此盛譽？看起來簡單：她暗中參與制作和散發反納粹的“白玫瑰”傳單，并因此慷慨就義。仔細思想，這極不簡單。當時在納粹德國內部，個人言論受到高度限制，進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數”這等晦暗格局。作為脆弱的個人如何發出必要的聲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組成員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實踐著關于發聲的自由哲學。    索菲并非一開始就表現出非凡的勇氣。1982年攝制的德國電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復雜的心理變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漢斯·朔爾書中“反抗暴政”的詞句，便滿懷憂慮地說：“我很害怕。”這種恐懼心理其實正是大多數人面臨強權的心理。在強大而兇殘的納粹獨裁政府面前，個體的確渺小而無力，每一個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個體匯合而成的全體。影片中，漢斯對此做出分析：許多人只是覺得孤立無援，所以不敢拿傳單，更不敢看傳單。一些學生碰到傳單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這種內心的恐懼是真實的，而納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這一恐懼。它不僅造成表面服從，更主要的是強行剝奪每個人自由思考的權利，并使之成為納粹政府的戰爭機器，屠殺他人生命同時，也屠殺自己的生命。二戰之后，德國政府和人民對納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戰爭中的沉默，進行了深層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蘭特總理到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獻花時，他突然下跪，向死難者請罪。這驚天一跪，充分顯示了德國文化的生命力。承認罪行不是簡單的事實確認，而是關乎德國傳統是否喪失了反思機制。毫無疑問，戰爭與獨裁這一雙重罪行應由希特勒個人以及納粹黨、納粹政府承擔，但作為受害者的個體同樣負有監督缺失的責任。在強權巨大的壓力之下，沉默實際已輕易地演化成一種縱容，甚至是慫恿。    今年2月，柏林電影節公映《索菲·朔爾：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譯名是《索菲·朔爾：最后的日子》。電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幾天內的審判與斬首過程。1968年出生的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當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內的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面對納粹暴行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我希望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他的話直指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每個公民必須回答的問題：在暴行發生之時，我作為一個人，為什么選擇了沉默？索菲·朔爾并非三頭六臂，只是一個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蕓蕓眾生并無本質區別，是什么使她選擇了出聲？我以為，她的出發點僅僅是未泯的善良，這導致了她對猶太人的本能同情與對戰爭的本能厭惡。甚至可以這么說，不是政治覺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這良知不斷發展壯大，最后成長為一種公民正義。索菲在法庭上對法官說的話應當有充分理由成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們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擁有審判權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歷史。    但沉默仍然能夠得到理解，如同恐懼本身。1982年的電影中，哲學教授胡貝爾像沉默的大多數一樣對漢斯·朔爾提出自己關心的問題：在這樣困難的時局之中，你們的“一張紙又能改變什么？你們這樣做又有什么意義”？曾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的漢斯回答得非常簡潔：“喚醒人們。”胡貝爾說得有道理，一張紙的確什么也不能改變，甚至于虛幻的人心。一場社會變革的正常進行或許只能來于合法的議會政治，來于其他具有推動能力的社會力量。但是，一張薄薄的紙片還是悄然稀釋了整體格局中單一色彩的濃度。這種稀釋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見的。但畢竟發生了，它不僅表達出平民對納粹政府的不滿、對侵略戰爭的厭棄，甚至也構成對其他異端言論的溫暖擁抱。胡貝爾本人也是如此。他開始在納粹當局的教授會議上消極抵抗，在課堂上講授自由思考的權利，轉而為印制傳單提供紙張，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憤筆疾書：“不要再猶豫了！”他認識到傳播思想的做法更適合于德國。喚醒，是啊，只有喚醒，像又一次啟發民智的運動。1982年電影片頭字幕顯示了一份白玫瑰傳單，上面寫著：“如果暴動的浪潮席卷整個國家，就像空氣一樣，如果大家都來參與，那么制度就會在猛烈的浪潮中動搖。”這種說法可能過于文學化，但卻表達了真理應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會有任何障礙：喚醒的一部分內容也包括知情權。漢斯說服索菲時談到：“我們應該告訴人們到底發生了什么。在波蘭，300萬猶太人被殺，而我們的報道從來不會報道，所有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猶太人都關在集中營里。”也許正是殘酷的事實力量，而不僅僅是親情的感染，使索菲從恐懼的大多數轉變為勇敢的反法西斯戰士。她套購限量購買的郵票、信封、到教學樓偷拿印刷傳單的紙張，暑假到兵工廠實習，索菲看著對面猶太女工尤舍將面包丸塞入手雷而會心微笑……在1982年電影緊張而流暢的鏡頭轉換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覺醒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還有胡貝爾與漢斯的其他爭論。在納粹變本加厲的思想鉗制當中，漢斯萌念：以暴力反對納粹政府。胡貝爾認為這不僅危險，也不恰當。因為散發傳單是在魏瑪憲法許可的范圍之內，而暴力卻是恐怖活動。白玫瑰小組成員克里斯托夫也反對暴力：“我們應該用精神戰勝納粹。”以暴反暴，只能換取更危險的暴力。學校集會之時，身穿納粹制服的領導者致辭，引來正義學生的片片噓聲，繼而演變成漢斯一位傾慕者后來描述的“反對納粹的起義”。學生警察對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槍，學生則是赤手空拳。勇氣固然可佳，但肢體的憤怒能夠改變什么？或許只會結出反面的思想果實。這個暫且不論。漢斯傾慕者事后發問：“人們不知道哪里來的勇氣？”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傳單的啟蒙與激勵。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爾兄妹來到慕尼黑大學主樓，趁學生上課之機，把傳單依次放在教室門口。索菲在主樓光明殿二層向下拋撒傳單。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舉報，蓋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隨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亞歷山大·施莫雷爾、維利·格拉夫和胡貝爾等80余名白玫瑰小組成員先后被捕。    嚴格地說，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他更接近于昏聵的愛國者或者布爾喬亞庸人。他熱衷物質生活，恪守既成倫理，把政府等同國家，從而成為納粹幫兇。這是一個可憐的小人物。1982年電影中，蓋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飾樸素的史密特謙卑地說：“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正是這種未能覺醒的狹隘認識，構成了納粹強權政治的統治基礎。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擁有向別人開槍的特權。他們無疑構成社會進步的阻力，教育他們喚醒他們，正是啟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實并非人性弱點，僅僅是特點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為人。2005年電影中，索菲拒絕了蓋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著肚子發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對生命的消逝都會感到發自內心的恐懼，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蘇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擁有良知者的正常反應。恐懼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問自答時喪失了良知。這是唯一不可以原諒的。索菲內在的精神生活給了她頑強的支撐。影片一開始，索菲和女友聽著廣播中的老歌，邊笑邊唱，讓人幾乎忘了窗外正在進行的殘酷戰爭。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這就是他對索菲的理解，一個拒絕認罪誘惑、為自由獻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溫暖而充實。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時臨刑前，朔爾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見面。他們彼此一句話不說，默默傳抽著一根香煙。索菲第一個走上野蠻而血腥的斷頭臺，她平抑著起伏的心臟，面無懼色，坦蕩而從容。漢斯是最后一個，他把頭伸進刀架，突然奮力高呼：“自由萬歲！”這激昂的聲音讓人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威廉·華萊士身受殘酷的剮刑之際振聾發聵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淚。    戰后，人們沒有忘記白玫瑰，更沒有忘記死難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組成員米勒發起成立“白玫瑰”抵抗運動基金會。如今，慕尼黑大學主樓內的白玫瑰紀念館，參觀者每日絡繹不絕。維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學演講時說：“對我而言，講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為這也影響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須要和現在的年輕人講，讓他們知道并了解：曾經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國家喻戶曉，在中國也非沒有知音。2002年7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漢對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譯）。作者是漢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爾，她依據當年文件遺存，詳述漢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經過。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書，譯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譯）。書中引用了當時法庭的判決書、新聞媒體的報道以及目擊者的回憶，封面赫然寫著德國前總統理查·魏茲塞克的評語：“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是啊，所有當代言語必然擁有歷史的回聲。200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