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視與聽》2002 年 7 月刊中，伯內特回憶了他令人沮喪的校園歲月、他在無政府主義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經歷，以及他的畢業論文電影《殺羊人》的最終發行，并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友兼導演亞歷克斯·考克斯進行了交談。

作者：Armond White，亞歷克斯·考克斯 《殺羊人》是美國最鮮為人知的偉大現代電影，其創作源于對藝術和真理的自覺追求。影片拍攝于主流電影界之外（好萊塢的后院，洛杉磯瓦茨區），是查爾斯·伯內特1977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碩士論文。然而，《殺羊人》卻名副其實地屬于傳奇般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文藝復興，它對那個時期思想和語言的記錄，堪比鮑勃·拉菲爾森的《五支歌》、約翰·卡薩維蒂的《夫君》或羅伯特·奧特曼的《加州分裂》。 最引人注目的是，這是一部發人深省的電影，講述的是一個美國黑人家庭的故事，而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正是黑人剝削電影的民粹主義狂熱時期。《殺羊人》以平靜、省略的敘事，講述了一個陷入危機的家庭，這與《黑街神探》、《超級蒼蠅》、《黑幫老大》或《三人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關于性、暴力和毒品的爛片如今卻受到后世的推崇，諷刺的是，他們并沒有親身經歷那種“垃圾就是他們人生的全部”的可恥暗示。 伯內特追求藝術——正如梅爾文·范·皮布爾斯在《壞屁股歌》（Sweet Sweetback's Baad Asssss Song）中展現的前衛風格一樣——這部影片是另一部在20世紀70年代被低估的關于美國黑人生活的電影——出于對影迷在種族、階級和人性方面的智慧的尊重。兩位電影人都希望賦予貧困、被剝奪權利的美國公民高尚品格，這些人大多是黑人，通常被主流電影人忽視。這是伯內特持續不斷的追求，在重溫他25年前的處女作時，這份追求如同燈塔般閃耀。

亞歷克斯·考克斯：《殺羊人》是你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畢業作品，我知道你和我一樣，把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學校視為人間天堂。但你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呢？ 查爾斯·伯內特：我在洛杉磯上學，但我祖籍是密西西比州。我生活的環境根本不重視教育——和我一起長大的大多數孩子都認為自己活不到21歲。當時有一種觀念，認為你的人生注定是悲劇的，最終的結局也注定是悲劇的。這種觀念彌漫在空氣中。 在我上的學校里，人才培養是被壓抑的。我記得坐在教室里，老師說：“你不會有什么出息的！你什么也不會有！”我上高中的時候，我們一年級有1000名學生。我們在禮堂開會，老師說：“第一個月你們很多人會退學，然后……”等等。果然，那1000名學生中只有150人畢業。那不是一個培育人才的環境。后來，越南戰爭爆發，摧毀了這個社區。為了逃避征兵，我混進了大學。 那是哪一年？ 1963年或1964年。我意識到上課越多，逃避兵役的機會就越大。于是突然間，我開始對教育產生了興趣。我主修電子學，因為我高中時學過。我的專業一直很好，直到后來我感到失望：這個行業依賴于政府工作，依賴于戰爭，而我無法想象自己成為那樣的人。于是我開始上創意寫作課，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伊莎貝爾·齊格勒的老師。她是一位小說家兼記者，也是為數不多的女性戰地記者之一。人們不遠萬里飛到紐約，就是為了上這位女士的課！那是一個轉折點。它讓我想要創作關于我所處環境、我的經歷的故事。 于是我轉學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那里一片混亂——你自學成才，跟其他同學學習，老師們也在那里，我不知道具體是出于什么原因。但這很有趣——有對話，也總有分歧。季度末的放映就像是一種成人儀式。拍電影教會我們獨立，什么都自己做，也強化了那種反好萊塢的感覺。它也迫使我們提出自己的想法。現在一切都變得如此缺乏創意，但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們的態度是：“我們以前見過嗎？你有麻煩了。”而且每個季度只要25到50美元，就能得到一臺攝像機、剪輯設備和一個攝影棚。

是什么讓您決定成為一名導演而不是一名作家？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大優點就是你必須做所有的事情。你可以提交一個劇本，但最后你必須拍一部電影。 您是否計劃將《殺羊人》拍成一部 90 分鐘的電影？ 我計劃把它拍成一部更長的電影，一個三部曲，第一部講述的是屠宰場里的那個人。第二部講述的是他下班去度假，然后拒絕回去工作，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人。但到了第三部，他迫于經濟壓力又回去工作了。 我已經延長了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習時間，他們告訴我，我的學分足夠拿到學位，不用拍電影。我修了所有科目——俄語、意大利語——就為了能留在那里。但我說：“不，我想拍電影。” 他們最終同意了，但給了我一個時間限制——如果他們沒把我開除，我還會在那里拍電影。我想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學校外面有一群人——他們可能曾經在那里待過——晚上會來拍電影。 現在不一樣了。我在那里授課，學生們有專業人士為他們制作電影。他們的電影要貴得多，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我怎么進去？”這與藝術無關，也與“我有話要說”或“這些是我想講述的故事”無關。我們拍電影的時候，沒有任何展覽的渠道，但我們并不擔心這些。我們當時只是對拍電影充滿熱情。回想起來，當時有好有壞。我們大多數人都沒能活下來，但我想，如果我們把它更多地看作一門生意，我們會更明智。但那樣的話，我們可能就不會這么做了。因為想太多就做不成事。 《殺羊人》你是一次性拍攝完成的嗎？ 全部集中在一個區塊，但在周末。 多少個周末？ 很難說。用非演員的話，會有很多時間安排上的問題。你拿著攝影機到了那里，他們卻不見蹤影。這就是為什么劇組這么小。最后只有我和孩子們在拍電影，這很合適，因為拍這部電影的目的是在社區里揭開電影制作的神秘面紗——教孩子們如何拍電影。我加入了一個拍政治電影的團體，他們把電影視為教育大眾的工具，不僅僅是為了娛樂。

這部電影是你自己拍攝的嗎？ 是的。我原本想拍出一種“粗糙”的效果，但后來我意識到，我不應該試圖在鏡頭里完成所有事情。后來，時間安排就成了問題。孩子們負責聲音，幫忙做燈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部電影因此受到影響，因為聲音是由一些不懂的人做的。燈光方面，我盡可能少用燈光，否則你會覺得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所以你只是拍攝了你需要的部分，比如約翰·福特的部分？ 《殺羊人》并非打算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以外的地區放映。它是對ABC電視臺這類帶有浪漫化社會現實主義情節的電影的回應，這類電影里，人們團結起來解決職場問題，成立工會，然后罷工，事情得到解決，生活更加幸福。我的人生中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找工作是一回事，保住工作又是另一回事。這些都不是“問題”——你得付賬單，得盡量避免惹麻煩。此外，還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這些問題阻礙了人們的進步，比中產階級對他們需求的看法更需要解決。 這部電影基本上就是關于這個主題的。它并沒有展現黑人生活——只是一種印象。我當時情緒很激進，對吧？現在我們可以一笑置之——你還在上大學，你以為自己身處革命的圈子里，但當你進入現實世界時，情況就不同了。我住在瓦茨，以前常去一家理發店。那里有一些來自南方的老人，他們見識過很多可怕的事情，但仍然非常愛國。我記得有一天是保羅·羅伯遜的生日。我帶著這個去理發店，他們非常反對保羅·羅伯遜，我說：“什么？這個人正在為你們而戰，維護你們的權利。” 他們說：“保羅·羅伯遜不應該對這個國家發表任何言論。” 所以我發現瓦茨的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是多么保守。瓦茨暴動是年輕人、孩子們的事情。我意識到并非所有人都具備革命的條件——我們正處于一個夢幻世界，試圖讓人們上街游行。民權運動是一回事，但黑豹黨卻是一個新興的組織。 我意識到，因為我上過大學，我變得“與眾不同”。我無法成為黑人群體的代言人；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發聲。所以我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創作《殺羊人》，它講述的是你在社區中看到的事件，但又不會強加我的觀點，以至于它從一個點跳到另一個點，最后才有一個結局。我試圖展現在一段時期內可能發生的或已經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個故事里的一切都確實發生過——這些都是我親眼目睹的。

您覺得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電影嗎？ 不，盡管幽默和悲劇之間存在著這種東西。 他們把汽車發動機拿到那里，費力地把它抬下樓梯，放在皮卡車上，然后它就掉了下來…… 有些事挺好笑的，但另一部分是，他已經走了這么遠，卻不愿意再多走一英寸。比如，他把東西一路扛下去，然后只需要再往后挪一英寸就行了。我見過這種事，事后你肯定會忍不住笑出來。 我記得我去找工作的時候。有個家伙在他家后院，他得去上班，結果有人偷了他的汽車電池。他口袋里藏著槍，氣得要命。于是我去了其他人家，發現他們也偷了電池。原來他們的車的發電機壞了。所以他們每天晚上都得偷一個電池，好第二天早上開車用。他們不去修發電機，而是每天晚上都偷一個電池，因為那是最容易的事。但這同時也是最危險的事。我不想說這是愚蠢，但那是一種缺乏遠見。就像我以前買二手汽車零件一樣。你去挑一個，發現不行，就把它退回去。然后那個人說：“放回那堆”——你下次再挑的時候，就是從那堆里挑。當時的文化就是想方設法，想簡單點。當時很多孩子都犯了這種毛病。這就是我制作這部電影的原因：討論這個特殊的問題以及他們為什么無法克服它。 《殺羊人》完成后發生了什么？ 這部電影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放映后，羅伯特·弗萊厄蒂研討會的一些人看到了，想把它作為他們項目的一部分放映。就這樣，它通過口口相傳傳開了。之后，它又參加了柏林電影節和鹿特丹電影節。 就像西西弗斯一樣。 我想到那個形象——西西弗斯的神話，以及奮斗、生存和永無止境的理念。你被解雇了，但你堅持下去，因為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這定義了你作為一個男人的身份，賦予了你尊嚴。不放棄，即使你沒有任何成就，也意味著你可以站起來說：“我沒有放棄，我努力維護我的家庭，并賦予他們某種價值觀。”我認為這就是你能做到的。你之后所做的，才是錦上添花。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