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可赦》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似乎有些超現實的故事：在法制如此健全，尊重人性，推崇自由主義的歐洲，一個獨自生活的出租車司機卻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只經過有失公允的合理刑偵便草草定案而含冤入獄，雖然最終得到清白，但他接下來的生活似乎難以再次平復了。雖然“新浪潮”這個字眼兒并不能等同于法國電影，但是當代的法國電影很顯然繼承了新浪潮電影中強烈的個人氣質以及毫不掩飾的紀實性風格。作為導演吉爾斯·班尼爾（Gilles Bannier）的處女座，《無罪可赦》顯然也屬于其中之一。《無罪可赦》并沒有把故事的核心對準男主角Samson Cazalet含冤入獄之后如何與不公的司法體制抗爭的過程，而是將更多生活中的細節與瑣事交給了鏡頭，它呈現出一個鮮活的普通人，一個看起來并不讓人信任和喜歡，擁有性格和脾性上的缺陷，但本質卻十分善良的人。也許也正因為如此，吉爾斯·班尼爾也沒有重點表現法庭中原告與被告雙方如何唇槍舌戰據理力爭，因為電影似乎從一開始就對這個不公平的法律體制表明了它的態度。吉爾斯·班尼爾更希望發掘的是這樣不公卻又無法駁回的遭遇對普通人帶來的影響，監獄外的自由生活看起來似乎毫無變化，但就像那件讓Samson無所適從的筆挺西裝一樣，當他重新穿上自己的舊夾克時，似乎才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在電影的結尾，Samson最終還是通過釋放救助站的動物和偷回自己的出租車這一系列的行為完成了自己遲來卻無奈的反抗，人性與法律，個體與體制之間的矛盾和抗爭似乎永遠無法消失，作為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普通人，無論最終能否勝利，但至少我們能夠發現生活中另一些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