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利亞·施佩特在第二部長片《麥當娜》里，用一個驚世駭俗的故事展現出復雜棘手的社會現象：教育缺失、未婚生子、移民、種族，以及用性別互換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當代女性的困境，引出耐人尋味的思考。影片以懷抱小孩的女主角前往比利時尋找生父拉開序幕，飾演生父的是比利時演員奧利維埃·古爾梅（Olivier Gourmet），這位曾憑著達內兄弟的《兒子》而榮登戛納影帝的演員為何會在此出現？原來，這部影片還真的與達內兄弟有關，兩位金棕櫚導演擔任了本片的監制，使其社會現實意味更加突出，尤其是這個未婚媽媽的故事遙相呼應著達內兄弟的金棕櫚影片《孩子》。兩部影片講的都是年輕人未婚生子卻無力承擔撫養骨肉的故事。不過，相比起《孩子》里賣掉新生嬰兒的男主角，這部作品的女主角算是一位責任心未泯的母親。 女主角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角色。她出生在一個并不完整的家庭，父母離異，父親再婚移民到比利時，她和母親關系不佳。她因偷竊被送進監獄，四個孩子留給母親照顧；出獄后，她帶著五個孩子，和黑人男友共同撫養生活在一起，并承諾給他們幸福生活。但好景不長，她最終死性不改，留下孩子而消失不見。這無疑是一種惡性循環，原生家庭的不幸導致子女重蹈父母的覆轍，甚至遺害下一代。

然而，導演并沒有用批判的態度來刻畫主人公，而是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場來觀察這個人物，由此重新審視女性所處的困境。盡管她在生理和心理年齡上都顯示出尚沒有做母親的準備，但是她與五個孩子之間互動親昵的場景（掰手腕、買禮物）讓人感到真情流露的母愛，這一點沒有繼承她與親生母親之間的惡劣關系。她對于自己管教孩子的方式極度自信，盡管有時在旁人看來相當不合適。 導演刻畫出一位新時代的未婚媽媽，她不再受困于傳統女性養育子女的責任，她帶著五個小孩依然繼續找男朋友，她既像慈母那樣帶好小孩，同時也有自己的空間，夜夜笙歌而對孩子撒手不管，偶爾打破了母親與孩子之間那種天生的血緣羈絆關系。這一點不妨與她生父的經歷對比來看，換個角度而言，開頭一幕的情節實則暗示了她之后放縱飄忽行為的傾向。在男性主導的社會里，男人生多少個孩子不太用去管，這個責任完全落在女人身上，正如她父親再婚后組織新家庭，也沒向她透露。因此，開頭這一幕也許為女主角在結尾突如其來地消失提供了一絲線索。

通過這種前后對比，施佩特大膽跨越了當代女性的困境：女人不一定要被困在母親的角色里，她們有權利和男人一樣，用如此灑脫的方式和心態對待子女。當然，女主角身上這種性別角色互換的刻畫未必為大多數觀眾所接受。與其說主人公在原生家庭里繼承了生父和生母的缺點，倒不如說這個不符合傳統社會道德觀念的女主角，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導演在努力打破當代女性身上的社會標簽，破除種種刻板印象的嘗試。 除了流露出女性平權的意識，影片還大膽探討了種族和政治話題。五個不同膚色的孩子暗示著女主角以往迷茫混亂的私生活，這一點和處女作《時日》的叛逆女主角有類似之處；而美國黑人大兵男友的出現，似乎影射著德國與美國的關系，這個為她帶來短暫幸福，對其背景經歷無比包容的美國大兵，最終卻被她無情地趕出家門，難免讓人浮想聯翩。這種若隱若現的政治隱喻并非本片的核心，卻能體現出導演對這個現實話題的有趣掌控。

這部作品尖銳的現實話題性堪比達內兄弟的作品，但施佩特并非在全然模仿，獨特的敘事風格也是影片的亮點。她故意不透露完整的信息，使故事情節帶著懸疑色彩，也使女主角的形象和動機充滿謎一樣的趣味，比如生父的警察身份、生母的生死成謎、這五個孩子的父親是誰，還有她之前的生活狀態，這些關鍵細節要么在較后才被揭曉，要么完全忽略不提，留給觀眾充分的想象空間。而從頭到尾沒有配樂的設計似乎也暗中呼應了達內兄弟的作品，讓觀眾徹底沉浸在現實主義的情節里，細致思考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根源。 德國女演員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的演繹令我印象相當深刻，她曾憑《托尼·厄德曼》為廣大影迷所熟悉。她對本片這個高難度角色的拿捏令人嘖嘖稱奇，這個飄忽不定的角色顯然是《時日》女主角的延續，她們蔑視傳統的社會道德規范，拒絕融入既定的性別角色塑造。這個未婚媽媽在應對突發的新狀況時，總能表現出令人難以理解的自信，也許你不住地猜想她為何要這樣做，然而，桑德拉的演繹卻一直給你模棱兩可的答案，你無從得知這個角色內心的真實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