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接近結尾時，出現一個三分鐘的運動長鏡頭。高高架在隔離網之上的攝像機隨著茱麗葉·比諾什的運動，表現了隔離網兩邊的為各自原因而憤怒的巴以群眾。隔離網那邊，巴勒斯坦老頭對著比諾什扮演的安娜，叫著她完全聽不懂的阿拉伯語，“離開我們的土地，你們有武器，我們有血，帶著你們的武器和我們的血離開。”隔離網這邊，正在撤離加沙的以色列軍隊開始拉走那些頑固的猶太釘子戶并拆除他們的簡易定居點。居民和軍隊爭吵著的也是她陌生的希伯來語。但對她來說，這些陌生都意味著迷茫和憤怒。鏡頭剛從阿拉伯抗議者那邊搖開，旋即跟著安娜進入一個精致的花房，曾被她遺棄多年的女兒在這里準備帶走最愛的植物。花房安靜而美好，似乎步步迫近的推土機與它無關。花房的另一邊，憤怒中的拆除正在以軍隊控制的節奏進行著。安靜與混亂，就在這么一個運動長鏡頭里被并置了。安靜屬于這對“初次相見”的母女，混亂屬于加沙地帶的日常。似乎因為這次重聚，地理上的流離失所、命運上的顛沛流離、摧毀親情的流離家族，可以和他們無關，至少此刻在心靈上，母女倆重新架構了一座血脈之橋。安娜和女兒在長鏡頭的注目下，穿越喧囂的人群、對抗的軍民，走向即將被起重機懸空的居所——臨時定居點。起重機一抬手，親情這座花了20多年才架設起的血脈之橋隨即斷裂，女兒在掙扎中被以軍帶走，而指揮官竟是她自己的叔叔——安娜同父異母的弟弟。這是荒誕而現實的，是導演阿莫斯對家族、民族脆弱身份的集中“掃射”。電影開頭，火車上，導演就讓安娜的以色列弟弟在歐陸列車上，邂逅了一位持荷蘭護照的來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女子，“我幾乎沒在荷蘭住過，也不會說尼德蘭語。”而安娜這邊的家族同樣離散而身份難辨，父親在以色列留下了一個兒子（其國際法教授的身份也頗具含義），而后堅決回到法國，并不讓安娜學習希伯來語。安娜在以軍中服役的弟弟更炫耀著自己四種以上的血統，為顯這種“國際化身份”，他來到法國阿維尼翁時，不住才過時父親留下的大城堡，而選擇以各國難民棲居骯臟地下世界。這些復雜身份的主人公，若丟給戈達爾，則或許成為《我們的音樂》中的一次相遇和辯駁；若丟給肯洛區，或許將給他們加入多重的現實矛盾，以利于社會標本觀察；若丟給好萊塢，或許有了一段精彩的結合著個人成長的家族發現史。但在阿莫斯這，他將這段滿布戲劇感的家族史丟給讓娜.莫羅扮演的遺產分配委托人，寥寥數語就告訴安娜，你父親怎么樣過，你得把一部分遺產帶給你留在加沙的女兒。隨后將更多的筆墨，留在法國消費社會的此處（青春不再的安娜赤裸著追求“懶惰”和“可愛”的古堡）以及加沙沖突社會的彼處（因語言障礙而迷茫落寞的猶太定居點），從而觀察歷史政治和社會現實是如何作用于人、作用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