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紀錄片的主人翁詹姆斯·納切威是2007年TED大獎獲得者之一。以下是他在2007年TED大會上發表的演講的漢譯稿，由譯者聽打完成。演講視頻：http://www.ted.com/index.php/talks/james_nachtwey_s_searing_pictures_of_war.html翻譯：Tony Yet http://tonyyet.com本譯文最先由Tony發表于TEDtoChina：http://www.tedtochina.com/2008/10/26/james_nachtwey_s_searing_pictures_of_war/TED大獎：http://www.tedprize.org----------------------------------------------我想先談一下我的個人經歷。1960年代的時候，我還是一位學生，那時社會局勢動蕩不安，同時個人意識也在覺醒，大家都帶有一股理想主義的情懷。那時，越南正出于酣戰，我們國內的民權運動也在蓬勃的發展。那時，每當我看到照片，都會感到深受震撼。政治家和軍事指揮家給我們講述的他們的宏大敘事，而攝影師則給我們帶來了不一樣的故事。而包括我在內的數以百萬計的美國民眾更愿意相信攝影師的故事。他們的照片激起了反對越戰的市民游行，也激起了人們廢除種族主義的呼聲。攝影師不但記錄了歷史，他們還改變了歷史運行的軌跡。他們的照片成為了我們大家共同的一種認同，這樣的集體認同慢慢的演變為集體良心，此時，改變不但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意識到，攝影師們通過照片為大眾帶來的信息也會慢慢的滲透到政治決策的中心，并且影響政治決策。他們的照片可以促使理性的決策的形成，又或者是成為成功的助推劑。在無能的政治決策或政治不作為(political inaction)面前，照片成為一種干預的手段，它不但記錄了這樣的不作為所帶來的惡果，還促使我們去反思我們的作為。通過照片，我們可以看到事件當事人的真實記錄，可能由于身處他鄉，我們只能感覺到某種抽象的、意識形態的、或者是宏偉的存在。而那發生在市井的事情，雖然遠離廟堂，卻是真實發生在一個個的生命之上的。我意識到作為戰時攝影師，我們有義務通過他們的視角來解讀世界。攝影師通過照片，為那些本來沒有辦法發聲的草芥市民創造了一個發聲的機會。同樣，照片還能勾起市民的議論，民眾的意見也能影響到當局的決策，繼而避免了為政者的一意孤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我深深的意識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對于一個自由、有活力的社會的形成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媒體也是一種商業行為，因此它要延續下去的話，就得將自身建設成為一種成功的商業。但是，在市場與記者的職業責任感之間必須有一個平衡點。社會問題唯有通過媒體的曝光才有可能獲得解決。更進一步講，媒體行業提供的是一種服務，而這樣的服務同時也是一種察覺(awareness)。并不是每一個新聞故事都是為了賣出去的，我們也有給予的時刻。這正是我想追隨的記者的道路。當我親眼目睹戰場上發生的一切，我意識到戰地攝影也有可能幫助我們尋找正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決定要以攝影師作為我的職業，唯有這 樣，我才有可能成為一名戰地攝影師。而我本能的意識到，發自戰地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種反戰的宣言。接下來我想把我過去二十五年的攝影經歷通過圖片的展示與大家分享一下。1981年，我去了北愛爾蘭，在那里，我看到了監獄里有九位囚犯正在絕食，抗議監獄給予他們的惡劣對待。街上則出現了暴力沖突。我體會到，當代戰爭的最前沿并不在戰場的前線，而是在人們的家門口。1980年代，我在中美洲呆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時當地正在發生內戰，那是冷戰意識形態沖突遺留的產物。在危地馬拉，那里的中央政府由一個歐洲血統的寡頭所掌控，他們對土著反對派的武裝起義采取了“焦土”政策。大家看到的這輛位于Managua市的公園里的坦克于是成為了一個標志，圖片上的那個小孩則以他的稚氣和勇氣給我們敘述了另一個故事。與此同時，在薩爾瓦多，內戰的炮火也在響起，受害的又是普通的百姓。自1981開始，我就參與巴以沖突的報道。圖上看到的是戰斗中的場面，那時，人們還是用石頭和磚塊對抗軍隊的機關槍。2001年，沖突升級，位于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首當其沖。由于雙方缺乏誠意，因此各種政治伎倆的交鋒的直接后果是帶來了更多的仇恨、復仇、猜疑以及綿延不斷的沖突。1990年代蘇聯解體以后，前南斯拉夫國內出現了各民族間的沖突，內戰燃起，波斯尼亞民族、克羅地亞民族和塞爾維亞民族之間發生戰爭。圖上的戰斗場面發生在Mastra的街頭，鄰居成了敵人。朝夕相濡以沫的生命之床，在那一刻，也成為了戰場的一部分。這個位于波斯尼亞北部的清真寺被炮彈擊中，并改作臨時的戰壕。一場戰役結束以后，死去的塞爾維亞士兵被收拾起來，用來交換波斯尼亞俘虜或波族死去的士兵。就在同一個時期，曼德拉被釋放，南非的黑人書寫了結束種族隔離政策的最后一頁。作為一位攝影師，我學會了怎么去對待我的憤怒，我要把那樣的憤怒化為我的力 量，讓它成為掃除我眼前之迷霧的良藥，而不是相反。在Transkair，我目睹了當地人為一個男孩做的成人禮。那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習俗，由這一側面我也 看出南非政局的變更。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我則看到了饑荒。在索馬里，中央政府垮臺了，部族派系間的戰斗隨即燃起。農民被逐出田地，莊稼和牲畜則被偷走。饑餓被用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雖然很原始，卻極為有效。數以萬計的民眾就是這樣子痛苦的死去。國際社會得知這里發生的一切以后，捐出了大筆的援助款，使得更多的生命能夠從死亡線上爬回來。美國的軍隊原本是被派到那里援助災民安置的，卻不自覺的卷入戰爭中去，在Mogadishu之役后，美國大兵也撤走了。在蘇丹南部，另一場內戰正在發生，饑餓又一次成為了種族滅絕的武器。在聯合國的帶領之下，國際社會又一次發起支援行動，使數千條生命獲得拯救。我是一個見證者。我要讓我的誓言(testimony)變得誠實，不帶掩飾。此外，我還希望能做得到擲地有聲，對于每一位我的拍攝對象做得到公正客觀。圖上的那個男人住在一個國際NGO的援助營里，他一無所有，僅僅依靠NGO的救濟維系著生命。可是，他卻依然能鼓起勇氣面對這一切。他沒有放棄——而假如他不言放棄，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有怎么能輕言放棄？1994年，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報道南非的大選，并且親眼目睹了曼德拉總統的就職典禮。那是我見過的最讓我振奮的一件事。它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最大可能。隔日我去了盧旺達，那簡直就如同搭乘直達快車，駛向地獄。這個男人剛剛從胡圖族的死亡營里被救出，他堅持要求我給他拍個照。還有意把他的臉扭向光亮的地方，似乎要讓我看得更清晰。我想他的心里肯定很清楚他臉上的傷疤能給世界傳達一個怎樣的信息。而此次，也許是因為發生在索馬里的戰爭轉移了國際社會的視線，對于盧旺達的大屠殺，國際社會保持緘默。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有約八十萬人被殺，劊子手就是他們的同胞，有時甚至就是他們的鄰居，他們用的武器則是最原始的農具。也許是國際社會最終認識到了自身在過往的沖突中的不作為，當塞爾維亞人向科索沃人開戰時，國際社會采取了果斷的行動。北約的部隊介入調停，塞爾維亞軍隊撤出。但是阿爾巴尼亞人卻慘遭屠殺，田園荒棄，大量的難民被迫流離失所。他們住進了國際NGO在阿爾巴尼亞和Mesidonia建立的難民營。一個男人在屋子里被活活燒死，就留下了這個烙印。這張照片使我想到古老的巖穴繪畫，它映照出我們的心靈，在很多方面，它依然還是跟原始人有諸多的共通之處。1995－1996年，我來到車臣境內，報道了第一次車臣戰爭。這是一位車臣的士兵。當時俄羅斯軍隊對車臣進行了為期數周的轟炸，無數困守的車臣平民被無辜的了結了生命。這是一位孤兒，他正在戰爭的前線徘徊。近些年，我關注的焦點從單純的戰爭延伸至社會問題。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政權倒臺以后，我去了羅馬尼亞，并且在那見到了“古拉格”孩子。數千名的孩童被囚禁在像中世紀那樣的幽室里，齊奧塞斯庫當年下了一道禁令，規定每一個家庭可以生育小孩的個數——把女人的身體變作國家經濟政策的工具。那些無能力由家庭供養的孩子被送進國家設立的孤兒院，那些出生的時候有缺陷的就被貼上“不可藥救“的標簽，被丟到缺乏人性的收容所里去。當媒體把這樣的事情曝光以后，國際救援終于介入。為了更深入的了解前東歐政權的統治，我去到了那里做了為期數個月的報道，發現那里的工業生產既沒有顧及環境，也談不上對工人以及市民健康的關切。這是一家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廠，該廠排出大量的致癌廢氣，有四名工人因患癌癥而告別了人世。在印尼蘇哈托政權倒臺以后，我去到這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國家，記錄那里的貧苦狀況。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與這一戶住在鐵路邊上的人家溝通，圖片上的那個男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他的一條腿和一支胳膊。當這個報道刊出以后，許多人自愿的給予了捐款，人們還成立了一個信托基金，幫助這戶人家住進了郊外的一間屋子里，他們的基本生活所需也有了保障。這個故事并沒有買給讀者什么東西。記者不過是通過故事本身為人們的善心打開了一條管道，而我們的讀者也很積極的給予了積極的回應。這是幾個來自農村的孩子，他們來到雅加達，并住在火車站上。在八歲到十四歲這個階段，他們變成了乞丐和癮君子，由農村貧兒變成城市貧兒。他們只會在我們的視野里轉瞬即逝。這張拍于巴基斯坦的照片上看到的是吸食海洛因的癮君子，它不由讓我想起貝克特的戲劇，一群被孤立的人，遠離光明，在黑暗里苦苦等待。Agent Orange是一種脫葉劑，在越戰時期被南越的軍隊大量使用，他們希望以此來掃清北越軍隊的掩護。而Agent Orange的有效成分則是二惡英，那是一種毒性極強的物質，還可以通過基因遺傳給下一代。2000年起，我開始跟蹤國際健康問題，先是做了一個關于非洲艾滋病的報道。我想給那些參與醫療護理的工作人員傳遞一個信息，即有了國際NGO和本地草根組織的幫助下，那里的艾滋病患者正在得到救濟。而由于很多父母因患上艾滋病而死去，許多孩子成為了孤兒，他們的爺爺奶奶不得不要擔當起父母的角色。還有不計其數的孩子生下來就帶上了HIV病毒。我的照片反映出了當地復雜的社會現實，也因而給NGO的工作帶來了方便。我和MSF組織（醫生無疆界）來到剛果，我們那次是為了出版一本書，講述一場被遺忘的戰爭——面對疾病的侵襲，卻缺乏藥物的救治。那圖片上看到的是一位營養不良的兒童，醫生正在給他進行測量。2004年秋季，我去了達爾富爾，這次我是專門前往那里進行新聞報道，但我也與MSF保持密切合作。但是，國際社會這一次還是沒能對蘇丹政府造成必要的壓力，以阻止大屠殺的發生。這是MSF的一個工作營，那里收容了無家可歸的難民。我還做過一個以“犯罪與懲罰”為主題的報道。這些位于阿拉巴馬州的囚犯雙手被綁在柱子上，暴曬于烈日之下。那次拍攝經歷使我想到了很多問題，包括種族問題、平等問題以及所謂的機遇與選擇到底是否適用于每一個人的問題。9·11撞機發生的時候，我一開始還沒看到。可是等我抬頭往窗外望的時候，雙子塔的北樓已經出于熊熊火海。我也只是認為那不過是發生了什么意外。幾分鐘后，我再次往窗外望去，看到另一幢高樓也陷于火海，我知道我們已不自覺的卷入戰爭中了。看著雙子塔的遺骸，我心里想，從1981年起，我就一直都在做伊斯蘭相關的新聞報道，不單是在中東，還在非洲、亞洲和歐洲。那時，我只是認為我是在報道一樁樁相互獨立的事件，但是9·11事件使我幡然醒悟，原來二十多年來我一直都是在報道同樣一件事，發生在紐約的襲擊不過是其最新的宣示罷了。這是位于由Alberto Cairo經營的一家康復機構，這里住的病人都是因不慎踩到了地雷而致殘。這是一個因踩到地雷而失去了左腿的男孩。我經歷過伊斯蘭世界的深重的苦難，包括政治壓迫、內戰、外國入侵、貧窮和饑荒。我感到伊斯蘭世界正在流淚，可為什么我們卻不加以聆聽？伊拉克戰爭爆發的時候，我想到地面戰場已經有很多記者在報道，于是就轉向報道巴格達街頭發生的小事。炮彈擊中了集市，這戶人家失去了幾位可愛的親人。美國士兵攻進巴格達之后第二天，一群海軍陸戰隊的士兵捉到了一名搶劫銀行的小偷，當地的市民為此歡喜雀躍。可是這僅僅是短暫的歡喜而已。多年來，什葉派教徒第一次有機會在公開場合進行祈禱。我看到那眾多的信徒和他們發自內心的虔誠，內心深受震撼。一群男人走上街頭，用刀砍在自己的身上，很明顯，什葉派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派別，我們應當更多的了解他們，學會正確的與他們和睦相處。去年，我報道了一支由伊拉克回到美國的傷兵。這是在直升飛機上的一次臨時手術，醫生正在給傷員敷上CPR。而由于前線醫療條件的改善，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傷員大多數都能活過來，這是以往任何一次戰爭中未曾出現過的。戰爭的標志性武器是IED，而傷員的標志性創傷則是“大腿嚴重致殘”。經歷了旁人難以想象的痛苦之后，這些傷員被轉移到康復醫院。他們求生的勇氣會讓人發出由衷的贊嘆。我想象自己要是碰上了他們那樣的際遇，都不知能否有他們那種堅韌不拔的勇氣。他們都是好人，卻被綁在了一樁可恥的戰役之上，戰爭的目的也令人產生狐疑。一天，有人提議說“不如咱們去外面劃浪？”他們一致同意，不管自己以前有沒有玩過劃浪，都到海邊劃浪去了。攝影師總是會走到人生體驗的邊緣，給人們展示出那一刻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時候，他們還會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顧，因為他們認為你們會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價。他們相信你們的本能判斷，相信你們的大度，相信你們關于對與錯的判斷，相信你們有一顆與他人同呼吸的心，相信你們不會接受某些不可接受的事實。我的TED愿望：我們的時代充滿了諸多亟待發聲的個體，我希望TED能夠幫助我，讓那些聲音得以發出來，并希望在這個數字時代TED能幫助我找到一種創新的、激勵人心的新聞攝影報道的方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