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瑪拉雅天梯》能出現在國內的大銀幕上，多少是個異數。近些年引進的國外紀錄片，如《海洋》等，都有著絢麗的畫面和優美的配樂，論技術指標，并不弱于普通的商業大片，甚至勝出一籌。而國內的紀錄片，能達到相應標準并大規模進入市場的，尚屬少見。年初的《味道中國》勇闖賀歲檔，結果是慘淡收場，《旋風九日》和最近的《燃燒的影像》屬于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歷史題材，不好類比。從這個意義上說，《喜瑪拉雅天梯》的面市，本身就帶有拓寬觀眾視野，開辟新市場的價值。 影片的拍攝過程令人贊嘆：前期拍攝制作歷時四年，第一次將攝影腳架帶上珠峰峰頂；第一次在珠峰海拔七千米以上高度進行特殊攝影；第一次將飛行器帶上海拔六千五百米的前進營地完成航拍攝影，四十多段優美的配樂無一重復，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是一部用心制作，充滿誠意的作品。片中的眾多畫面令人難忘，例如從珠穆朗瑪峰俯瞰如怒濤般的連綿雪山，燈火璀璨宛如魔幻國度的前進營地，還有世界上最高的寺廟絨布寺。也難怪王石、陳坤、黃怒波等眾多意見領袖看過之后，都親自向公眾大力推薦。 然而創作者的意圖卻不在于拍一部紀錄旅游風光的影片，對于珠峰奇觀的展示總是點到即止，卻把重心放在了展示人物命運，刻畫生存狀態上。影片把焦點對準了一位從登山學校走上實習崗位，即將沖擊珠峰的導游身上，他帶領內地的游客克服了種種不便和障礙，終于登上了世界之巔。《喜瑪拉雅天梯》展示了一位藏族少年的渴望、彷徨和喜悅，這種人本的視角帶有濃重的國內獨立影像痕跡，卻是我們的電影市場上少見的精神。 《喜瑪拉雅天梯》有著“極限電影”的眩目標簽，卻專注探討人心的真實，這無疑是很高明的一種做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吹毛求疵一番，看看影片是否完成了主創們致力追求的目標。影片中關于主角的段落其實并不多，對他個性的開掘也遠遠不夠，這個僧人的兒子為什么要去登山學校學習，為什么要加入這個危險而殘酷的職業，為什么向往珠峰，他的感情、人際關系和人生追求……所有這些至關重要的信息，影片疏于交待。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這是因為在長達四年的拍攝過程中因為不能確知誰要登頂，所以拍攝的素材并不充分所致，但遺憾就是遺憾，而這個遺憾直接影響到了影片對人性挖掘的深度。你很難想象80分鐘的電影，連一個豐滿的人物形象都沒能塑造起來，而這正是《喜瑪拉雅天梯》的一個致命傷。 這種看似偶然的失誤其實有著深刻的內在誘因，那就是追求“神性”與反映“人性”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誠如絨布寺里，男主角的僧人父親所言，珠穆朗瑪峰曾是蓮花生、米拉日巴等大宗師修行的場所，是充滿圣跡的藏傳佛教圣地，按理說是不歡迎外人攀登的，但是這么多游客蜂擁而來，“我能說什么呢？”登山的過程中，絨布寺的喇嘛一直在誦經，他們是在為同鄉的子弟祈禱，還是在為素不相識的游客祈福，還是如云南某地曾發生的那樣，甚至是在詛咒這些打擾了圣地清靜的登山者？宗教與世俗的沖突、妥協和折中，本身就是極有意味的題材，可惜《喜瑪拉雅天梯》把這一切都一筆帶過了。 從人的這方面來說，攀登珠穆朗瑪峰對任何人都不是一件等閑之事，無論他是游客還是探險家，耗費大量時間和財力不說，與之相關的山難、雪崩和商業糾紛等新聞也平添了這件壯舉背后的變數。什么樣的人會想去攀登珠峰？他們的動機、代價和背后的故事，似乎也應該是一部志在探索登山者心路的紀錄片應該關注的內容。然而我們除了看到游客路上的缺氧和登頂的喜極而泣之外，并沒有找到通往他們內心世界的任何入口。 在我看來，這部電影與《轉山》等涉藏電影有著同樣的心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向往藏地的神圣，一方面又丟不掉心中的虛榮。佛法求“本心”，忌“攀緣”，哪怕那攀緣的外物神圣如名山古剎，也終究是幻影空花。《轉山》的終點是拉薩，《天梯》的終點是珠峰，可就算到了又怎樣？騎到拉薩還得騎回來，登頂珠峰的下一步是原路返回，這與在無窮無盡的旅途中磨掉我執的轉山修行的本意其實正好背道而馳。圣地歸來如果只是膨脹了一份自豪，那還不如不去。天梯的盡頭，遇見的應該是真正的自我，而非一個加冕了神性的俗人。這道理，《喜瑪拉雅天梯》用壯美的風光和舶來的“人性”概念都沒說明白，但絨布寺里的喇嘛們一定是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