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從業經歷。實際上我在做歷史文化紀錄片之前，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都是做類似直接電影這樣的東西，我們做的都是社會紀實類的題材，那些年代的中國社會的一些熱點，比如說三峽移民、農民工進城、農村小孩上學等，其實我們都拍過不少紀實類的短片。 但是我在2005年得到一個機會，考取了英國政府的一個獎學金，之后我在劍橋學主修社會人類學。實際上我回來以后比較想換一個方向，特別巧合的是，2012年我得到了一個命題作文，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實際上2012年是為了3年以后做一部關于抗戰大后方的片子，體量非常大，一共有12集，那是我第一次做歷史類的紀錄片，但是我當時對這個選題有一種非常奇特的感知。因為實際上從今天來看，你換一個角度，那其實也就是一個應景的紀錄片了。如果你采取一種“我要完成任務、反正把這個片子播出就好”的這種態度，它其實就是一個任務片。但是我對這個選題的一種感知是，我覺得這好像是我喜歡的，因為我那時候回顧了一下我自己的這種閱讀習慣，好像是很多年來我自己對歷史類選題的讀物是非常感興趣的，我去劍橋之前還讀過美國人寫的一本《日本帝國的興亡》，這本書特別好，我也推薦給大家，它以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我那時候還喜歡另外一個作家叫黃仁宇，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對他們描述歷史的方式覺得非常新奇，而且覺得很好看。所以其實當我一接觸到《大后方》的時候，盡管那時候我已經從業十幾年了，我就突然覺得我骨子里好像更喜歡這種選題的東西。

大后方 (2015)9.42015 / 中國大陸 / 紀錄片 / 徐蓓 曾磊

所以從那時候起，我花了三年的時間，也拿出了一種特別鉆研的勁頭，因為那時候缺資料，我們就在全世界到處去找這些二戰的資料，后來《大后方》出來以后，收獲了一個比較好的口碑。我想可能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大概就走在了這條道路上，就是你們通常說的歷史文化選題這條道路上。當你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你一定會碰到很多風景，你一定會有很多機會，你也一定會碰到很多很支持你的人。所以實際上我覺得西南聯大這個選題就是在這條路上，我行走的時候，我碰到了這樣一個好的選題，我跟西南聯大這個選題相遇了。那是在2016年的時候，云南想做西南聯大的選題，這個選題交在了我的手里，那個時候我跟西南聯大結緣的。 后來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我們花了兩年時間做了《西南聯大》紀錄片，在這條路上我們又更進了一步。后來機會又來了，因為西南聯大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選題，實際上它可以分出很多子題目，出品方大概的想法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做成一個矩陣，我們有紀錄片，好像現在電視劇也快出來了，我們還可以有一個紀錄電影，我們把整個西南聯大的矩陣做得非常完整，后來就把這個選題交給我了。

西南聯大 (2018)9.32018 / 中國大陸 / 紀錄片 / 徐蓓 / 程賀南 裴宜理

其實坦率地跟大家說，因為我自己做過《西南聯大》的紀錄片，我每做一個紀錄片的時候，其實最后都處于一種心力交瘁的狀態。也不僅是我，我覺得每一個真誠的或者是一個用功的創作者每一次創作結束以后，就感覺自己又被抽干了一層，我當時就是那樣的感覺，就是已經投入了所有的情感也好，或者是我的智力也好，都在這里頭了。但是我要重新找出一個路徑，一個講故事的路徑，要重新做《九零后》，其實是對我自己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后來的制作過程其實也證明了這個過程。 紀錄電影《九零后》與紀錄劇集《西南聯大》 當時我考慮了很久，就是我們采取一種什么樣的角度來做《九零后》，大家現在看到的是《九零后》這樣的一種樣子，但實際上這個選題交給我的時候是說“咱們做一個西南聯大的歷史紀錄電影”，這個框框是很大的，你可以用很多種方法來實現它，不一定非要是這種，當時的方向是混沌的。后來經過了包括很多調研，包括去看豆瓣網友的各種評論，看他們喜歡的點在哪兒，然后結合影像的特點，我還是選擇了今天大家看到的這個視點，就是我們以西南聯大學子的個體生命的角度，從這一個比較統一的角度去看待西南聯大的歷史。 那么它與《西南聯大》的紀錄片有什么不一樣呢？《西南聯大》紀錄片相對來說是一個上帝視點的，就是我們要比較全面地反映西南聯大學校的歷史，我們涵蓋的范圍有校長、有大師，包括西南聯大的學子大規模地從軍，還有與云南的關系，它是一個方方面面的視角。《九零后》就比較集中，我們自始至終是從學生的回憶、學生的視角來體現西南聯大歷史的?？墒沁@個歷史又相對要比較完整，可能大部分觀眾都是沒有看過《西南聯大》紀錄片的，甚至也許對西南聯大的歷史并不是特別了解，我必須假想觀眾是在這種前提下看片子，所以我們目前的敘述方式就是：我們得相對完整地把聯大這段歷史、這個時間線很好地做到個體生命史里，要讓對西南聯大不了解的觀眾能夠看懂。

大概就是這樣，《九零后》與《西南聯大》紀錄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視角是不同的，它是一個比較單一的西南聯大學生的視角。 當然，這個學生是兩種類型：一種是直接在我們攝影機前接受了采訪的。第二種是已經去世的有幾個很突出的學生，可是我們覺得他非常能夠代表西南聯大的某一個方面。比如說大家可能對查良錚（詩人穆旦）是有印象的，對繆弘也是有印象的，這兩位先后都去世了，可是我們為什么要在片子里面呈現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學子從軍這一塊非常亮麗的一個典型。如果全部都用現在我們能夠拍攝到的西南聯大學子的影像，可能更像一個電影。但是在我看來，如果我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為西南聯大做一部紀錄電影，那在我這里首先考量的是我怎么才能夠盡我的全部努力，把它精彩的故事盡可能地呈現多一點、精彩的人物盡可能地呈現多一點，這是我首先考量的。 關于聯大校友 談一下拍攝的人物給我的一個印象。 我自己覺得是特別幸運的，因為在2016年底開始和西南聯大這個選題接觸以后，在這幾年的時間我大概采訪了20多位聯大的校友，有的是聯大的二代，其實大部分校友給我留下的印象都蠻深刻的。 我先從近的一個說起。當時我特別想在《九零后》的這個片子里加入一些我自己特別看重的人物，就是葉企孫先生和熊大縝的故事，因為我們在《西南聯大》紀錄片里沒有反映這一塊。我去拜訪西南聯大的校友，也是一位院士，他叫葉銘漢。我當時敲了門，進去以后，看到葉老在那兒，我一看他就覺得他太像葉企孫先生了。因為在那之前我讀過很多關于葉企孫先生的資料，了解到他的一些人生的際遇。我當時一看到他，一坐在沙發上就開始哭起來了。他也很理解，就是因為他倆真的長得特別像，我就有點難以自持，那時候一下子坐在沙發上就流淚了，平復了好長時間才平靜下來。這是讓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馬識途先生是我的老鄉，他是重慶忠縣人，他好像也是川大的校友，我本科是在川大讀的。2017年，我們做《西南聯大》的時候，他應該是患了癌癥，所以我們沒有采訪到他，但是他奇跡般地就康復了。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是105歲，他是我見到的年齡最長的一位長者。他在我面前的時候，其實我挺害怕的，我從來沒有采訪過這么資深的一個老人，但是他一開始講話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有感覺，他說“我今年105歲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聾了，好在我的腦子沒有糊涂”，我挺喜歡這幾句話的。他一開口，這個人生的況味就出來了。我們到他那兒去采訪了兩天，因為他每天接受采訪的時間不能太長，但是他就這樣，每一次可能要說兩三個小時，而且他對聯大的歷史、過往如數家珍，記憶力驚人，有時候我看著他的時候精神會有些恍惚，就覺得我要是在他那個年齡，太不謙虛了，不要說105歲了，我可能要在85歲，比他年輕20歲的時候，我如果能夠有他這樣一個清晰的記憶，我還是要為我自己點贊的。 當時采訪和拍攝都結束了以后，我們請馬老給我們寫字，寫完了，他就專門給西南聯大博物館的一個女同學寫了幾句話，我覺得那幾句話寫得特別好，我當時就很想把它作為我的一個激勵，雖然我已經過了那個年齡了。他說的是“年輕是一筆財富，可是它也可能成為你的負擔，就要看你怎么生活”，我覺得特別棒，我其實也很想把這句話用到片子里去，但是后來東西的確是太多了，用不上。但是這句話，我覺得是可以作為馬老送給大家的一個禮物。 巫寧坤先生，我們是在美國采訪他的，我好像不止一次地給朋友講起這個細節。我們那天約的是早上10點鐘，他住在馬里蘭州的一個普通的老年公寓里，他跟他夫人一起，那個房子也不大。我們就是擺了兩個機位，很勉強，包括布燈這些條件都不會太好。我順便說一下，所有的老人大概只有極個別可能有一間稍微寬一點的辦公室或者住處給我們采訪和拍攝，考慮到這些老人家年齡都太大了，也不太現實去“搬動”他們。比如說我們到南京去楊苡先生家里，我們找一個寬敞的地讓她去，這其實是不可能的，你想想，老奶奶已經100歲了。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在老先生或者是老太太家里去，他們家的房子一般都很小，我覺得不是說他們沒有太多住大一點的房子，他們可能就是不在意這一塊，不是說我一定要住多么大的房子，他覺得我習慣、我舒服就行了，像許淵沖的全部精神都在他的翻譯上面。其實巫寧坤先生在美國的住處也很小，這些都對拍攝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困難，因為你可以選擇的方法其實是非常少的。

巫寧坤先生采訪現場

那時候我們10點鐘去，他凌晨2點就起來等我們，穿上他黃色的襯衣，因為他心里很激動，睡不著，看錯了時間。我坐在他的對面的時候，我也是特別感慨，他的性格依然那么天真爛漫。從他的敘述當中，你絲毫不能感到苦難在他的心靈上留下過很深的陰影。他回憶起他的學生、他的同學、他的老師的時候，非常心直口快、“口無遮攔”，大家在片子里看到他回憶汪曾祺，說“寫東西寫得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讀書也不用功”。他還吐槽過他的老師吳宓先生，我們都覺得吳宓是一個大家，他覺得吳宓講課差點意思，而且專門要強調“他的英文不行，他的英語是有口音的，有陜西口音”，而且很驕傲地說“我覺得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是學不到什么東西的，我們同學在一起，我們一幫很優秀的同學在一起，才能夠相互學到很多東西，我們喜歡這樣”。 大家都喜歡的、人見人愛的許淵沖先生，我給大家描述一下。2019年，那是我時隔兩年以后又見到他。其實在這兩年中間，他家里發生了很大的變故，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我其實當時挺震驚的，我有時候不太敢想象許淵沖先生怎么面對這種家庭的突然變故。我們去的時候打開門還是那個特別小的屋子，永遠擺一個機位、拍一個鏡頭都要想半天辦法的狀態。那時候他正在吃早飯，你猜他吃的是什么？他吃著一塊奶油蛋糕，好像脖子上還墊了一個東西，他就像一個小朋友，很可愛地在那兒吃那塊奶油蛋糕。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我發現兩年的時間他真的變化好大。如果大家仔細看，在我們的電影里，2017年他出現過一次，2019年的那次他其實已經變化太大了。但是他的習慣是一樣的，就是每天早上起來，打開電腦，然后開始工作。其實他的這個段落是我們拍下的第一個段落，你在旁邊會覺得挺感慨的。他今年是4月18日滿100歲，我們在2019年看到他的時候他98歲，一個98歲高齡的老爺爺在那兒，感覺自己的臉已經要貼近屏幕了，然后在那兒翻譯他的英文，而且他甚至是有血氣方剛的一面，或者是有他特別直來直去的一面，他評價了外文系包括其他系的很多同學，中心的思想就是他比他們都強。好不容易說巫寧坤英文好了，然后還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就是一定要顯示出我是最好的、I am the best。后來我就有點忍不住了，我說“許老，我問您一個問題：你覺得在你的同學當中，有你佩服的嗎？你不是都覺得不如你嗎？”他說“有”，我說“誰？”他想了一下，“楊振寧”。因為楊振寧當時進西南聯大的時候，他們大一都是通識課的教程，所以他們是同桌，這也是很神奇的。我們這次拍攝到的1938年入學的這一批學生居然還有3個，而且3個都是巨匠，他自己也說了文科是他，理科是楊振寧，工學院是王希季，也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許淵沖先生

其實這些老人家如果展開去說，都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故事，包括楊振寧先生，我覺得他好厲害，思維太清晰了，而且他決不啰嗦，給我們一個小時的時間，一坐下來就開始講，然后提問題，提到后來他跟我說，“最后的幾分鐘了，我回答你最后的幾個問題”，然后就是“一個小時結束”，馬上站起身，“我們的訪談結束”，沒有任何的拖泥帶水，極為清晰，一個小時就是一個小時。 這是一種幸運，你會在這么一段時間很密集地跟這些特別優秀的人交流，有最強的大腦，有超級樂觀的性格，還超級刻苦。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實際上做紀錄片這一行，受益最大的就是你能夠在每一個題材當中自己獲得特別多的東西，你對某一個領域有一個比較深入的認知，或者是你接觸過一批特別有意思的人，這些人在你的生命當中的這一段提供了很多養分，或者說他們就成為了一片肥沃的土壤。當你把這個片子做完，你就覺得一個好像是一個新的自我從這個土壤里又長出來了。大概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 關于《九零后》的表達 坦率來講，在《九零后》的創作當中，我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怎么在這樣一個很有限的時間，能夠相對完整地把西南聯大的這段歷史展現出來，同時我們還能夠思考一些問題。如果我們只展現這段歷史，我們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西南聯大已經有紀錄片了，那我必須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想怎么來闡述這段歷史？其實我特別想表達的就是，通過這樣一群人物，我們來試著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西南聯大，為什么能？ 因為所有人談起西南聯大，就要說它的那一串閃光的數字：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多少位人文大師、多少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其實我覺得背后的這個問號是應該提出來的，就是它為什么能？ 我要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短短一部電影的時間里，我不能特別充分地去展開回答這個問題。我只能盡我最大的努力試著去部分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么在在影片開頭我們要花那么寶貴的時間讓巫寧坤、潘際鑾、許淵沖先生出來說一段抗戰初期的時候他們在干什么、他們的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就是很想讓大家回到那個歷史情境當中去，我們要意識到：抗日戰爭對于我們現在是歷史書上的文字，有的也是抗戰神劇當中的對白，但是對于他們來講是活生生的現實。就好像在幾十年以后，如果有人來談起新冠疫情、談起新冠疫情中的武漢和武漢人，他們那種感受，我們今天大概橫向對標能夠這樣比較。這就是他們的歷史情境，為什么大家看到這幫人的很多共同點就是他們愛國、他們求學、他們想報答祖國、要建設祖國的心愿是如此之強烈。強烈到可能讓我們今天的年輕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但另一方面可能又不太理解的程度。我覺得這個時代的背景是特別重要的，因為他們在那樣一個年代，剛好是他們的青春的年代，他們中斷了學業，他們看到這個故土山河淪喪，人民成為亡國奴。在那樣一個極端的時刻，很多青年人選擇了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救國，有參軍的，這幫決定讀書的人肯定在昆明那個地方會爆發出他們的很大的能量，就是一個動力，覺得前方的將士在打仗，他們在后方應該怎樣用功。而且一旦年輕的時候埋下了這顆種子以后，這個人就定型了，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西南聯大為什么能？就是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

另外，還有我覺得遺憾的一個地方，比如說他的師資，就是老師對他的影響，這塊其實在《西南聯大》紀錄片我們是能夠展開說的。我們在《九零后》里的篇幅會更多一些，剛才我在第一個問題時已經回答了一些，我們其實是刪掉了不少的內容，包括后半程還有一些對一些工科老師的回憶，但是當我們初編完了以后，就發現有些結構是會塌陷的。比如說有一個段落是4分多鐘，其實講得都精彩，講這些老師，包括剛才我也說過的，像錢鐘書、陳岱孫、沈從文、湯用彤、曾昭掄這些大家，但是你一放進去以后就覺得不行了，推動感就有問題。所以其實我們是把這個拿掉了，可能有七八分鐘的內容。我們其實是想通過學生對老師的回憶，包括他們的性格、包括他們的治學這部分的回憶，其實是在回答另外的一個問題：西南聯大為什么能的第二點就是他們的老師。

還有一點就是當時云南的氛圍是相對自由和寬松的，西南聯大整個學校的氛圍是思想很活躍、很自由的。在這樣一個場域下產生了西南聯大這一批巨匠，我覺得這一部分在片子當中說了一些，但是沒有說得很充分，原因很多。 當然，作為一部電影，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是你得塑造一批人物，你要把這個人物塑造出來。雖然由于我們的人物比較多，可能大家不一定對他有特別深刻的了解，但是如果能夠在影片當中部分地呈現出來，給觀眾有一個第一印象，覺得這個老爺子很有趣、他有什么樣的性格，我覺得就算是一種成功吧。當然，可能也有觀眾會問，“會不會你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你把這個人物的數量縮小、變少。其實我們在創作之初討論過這個方案，也有朋友給我提過這個方案，但是我最后還是選擇了在不造成理解困難的情況下呈現的人物多一點。就是因為西南聯大紀錄電影這種選題不是你想遇就遇得到的，它是需要很多機遇的。但是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片子出來，我們先在電影里放，然后在電視上放，在網絡里，或者最后變成一個檔案。我們留下來的東西，我認為最大的一個前提就是它還是要相對地全面。當然，固然有一些人的故事會特別精彩，有些人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如果完全去兼顧了特別精彩的這兩三個人物，我會覺得不夠全面，或者是你作為一個西南聯大的紀錄電影，是不太夠格的。所以我其實覺得做群像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