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為什么要拍這部影片的時候，導演薩繆爾富勒說：“我腦海曾經突然涌現一個念頭：電影有三個主角。一個小姐，一個當線人的女人。三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卻身處冷戰的第一線。制片方希望拍一部法庭戲，但是我告訴Zanuck，我想要講述的是有真實對白的職業小偷的故事……”沒錯，這就是一部三個人的電影。電車上，小偷Skip偷了白衣女子的錢包。而錢包里有一份國家機密的相片。失竊女子Candy實際被赤黨雇用的Joe所利用，已經被國安部門盯梢。雖然她本人毫不知情。惱火的警察和赤黨雙方都開始尋找Skip。而是否能盡快找到他的關鍵性人物是沿街叫賣劣質領帶的老婦人Moe。在Moe的有償指引下，警察和Candy先后找到了Skip。可是Skip不僅無意向任何一方交出贓物，而且還以此向Candy勒索高額贖金。幾經談判未果，走投無路的Joe準備親自出馬。在打探Skip住處時，先后遭到Candy的和Moe的拒絕。氣急敗壞下，他開槍打傷Candy，打死Moe。聞悉噩耗，Skip被激怒。開始尋找Joe復仇…… 雖然影片故事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色彩，但是導演本人似乎無意去渲染反共情緒。相反，他僅僅是將其作為一種故事背景去表現。對此，富勒曾說：“其實我不太關心意識形態的東西。影片講述的完全是奇談軼事。但是當時的社會確有人相信（意識形態），有人為之賣命甚至去殺入。因此，這些人物形象就可以同故事聯系起來。我較少涉及政治，因為那令人厭煩。我對美國還有其他地方的共產黨的政治體系根本沒有興趣。此片關注的雖然是間諜，但是這個行當與同掏錢包的沒有什么區別。扒手就是扒手，不管他偷的是什么……”以這種淡化但卻不刻意回避意識形態為出發點，導演在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寫實的同時多元化的。主人公Skip個人行為明顯是反主流的。他在用膠片向Candy敲詐時，曾明確說道“你是赤色分子。可是誰在乎？你的錢和別人的沒有不同！”“我可以同赤色分子做生意，可我不會相信任何人”。但其他兩位主角則是有鮮明政治立場的。比如老婦人Moe，平時經常通過向警察“兜售信息”獲得好處。甚至不久前就“出賣”Skip給警察。但她最終因恪守不與赤色分子為伍的底線，拒不講出Skip的藏匿地點，而死在了對方的槍下。畢竟，反共思維在當時那個時代美國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片中的角色普遍帶有此類思維和觀點也是很正常的。雖然無法回避社會現實，但導演并沒有因此將主人公最后的英雄行為的產生，隨波逐流地歸結于其內心深處的愛國主義的覺醒，而是重點刻畫Skip作為一個人，在故事進程中的性格上的完善。“他曾是孤單的，他生活在自己的叢林里，自己編制的繭當中。但是突然有人進入他的封閉空間，關心愛護他，甚至為他經受打擊。這些事情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于是他與赤色分子之間沖突，就變成了個人恩怨”。沒錯，是Moe和Candy的對他的真誠的關愛，融化了他曾經冷漠孤寂的心，粉碎了他的玩世不恭。并最終促使他只身追捕元兇！ 影片的結尾，Skip追捕兇殺一場戲設計的很巧妙。導演沒有像很多后來的類型片那樣，完全憑主觀想像地就將職業是郵差、醫生的主人公頃刻間轉變為無所不能的美國特種兵。Skip實施的手段充分利用到了他的職業特點。而這即合情合理，同時也很好的照應了影片的主題。在一些輔助性過場情節的處理上，富勒也不滿足于簡單陳述。而是有意的追求一種獨特的風格化表達。例如，凱蒂去中國餐館打探的消息，招呼她的胖子，一邊吃著中國炒飯，一邊和她交談。他似乎漫不經心，自始至終沒有看過來訪者，只是一味地往嘴里扒著米飯。但實際上卻很狡詐。凱蒂的很簡單的一個名字核實，就讓他多騙了二十美元。而這些鈔票，每次都是用筷子夾到自己的口袋里。給觀眾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男主角Skip的扮演者理查德溫德馬克，在40、50年代出演多部有影響的黑色電影。也許是他的并不英俊但剛毅、卻帶玩世不恭的外形特征，博得包括薩繆爾富勒在內一批B級片導演的青睞。Candy的扮演者珍彼得斯，因在本片的出色發揮獲得當年奧斯卡獎的最佳女主角提名。而提起Moe的扮演者西爾瑪瑞特，觀眾似乎首先想到她在《后窗》中的精彩演出。而在本片中，她所塑造Moe的形象同樣出色！其中在警察局指認扒手一場戲中，瑞特把老婦人在同警察周旋，討價還價過程中，身上的那種世故、狡猾同時還帶有點市井無賴式的人物性格刻畫的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絕。西爾瑪瑞特曾經獲得過七次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包括了憑借本片獲得的提名）。雖然始終未能最終問鼎，但也足以體現她在各種類型影片中的角色刻畫上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