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岳飛是鐘馗九十分鐘的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黑幫片，警匪片，哥們兒電影，暴力美學，黑色幽默，軍旅情緣，愛情悲喜劇，看到殺手萊昂，看到昆汀，看到斯巴達三百勇士，甚或安東尼奧尼。而從這一切中浮現(xiàn)出來的，是某種早已逝去的情懷，早已的失落價值觀；是某種融合了中國古老道德倫理，社會主義時代人生理想，以及好萊塢式孤單英雄的怪誕組合，以及導演對這一切的追尋和質(zhì)問。這個手持紅纓槍，背著破舊軍用水壺，堅持維護正義的退役海軍，無疑承載著巨大的悲劇色彩。他是這個黑白世界里始終燃燒的一抹鮮紅，他所堅持的那些東西，那些在并不久遠的過去尚且算得上閃閃發(fā)光的東西，如今卻被這個崇尚實用主義的時代迅速拋棄，淪為一文不名，甚至只能以“神經(jīng)病”來命名。更大的悲劇在于，絕大多數(shù)觀眾可以輕易地從他身上辨認出一系列曾經(jīng)無比熟悉的形象，以及這些形象所代表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與當下狀態(tài)有多么格格不入，這種精確辨認，這種感同身受所造成的錯愕感，與其說令人悲憤感懷，倒不如說令人茫然無措。一代曾是老三的青年們成長起來，活明白過來，春風得意或消沉淪喪之余，有意無意淡忘著屬于老三們的懵懂歲月，唯有老三，這個始終沒活明白的存在，依舊執(zhí)拗地手持紅纓槍威風凜凜，如同時代斷層間無意間釋放的游魂，人們試圖將其視而不見，試圖繼續(xù)安然地維系屬于我們這個時代體面的生活狀態(tài)（這個有著男盜女娼，坑蒙拐騙和灌水生豬肉的歌舞升平的時代），卻最終只能在其堅硬飽滿的實體面前，在其莽撞地沖撞和冒犯面前，彼此尷尬地笑一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整部電影可以看做導演為這份尷尬和茫然無措所精心安排的“想象性解決”，一場為老三這個鐘馗一般生猛的鬼魂，所舉行的盛大安魂儀式。而這一切的合理性，是由三個在我看來看似設置精巧，實則軟弱無力的情緒點支撐起來的。其一，是運用岳家槍和宋代武術的象征含義，為其賦予某種屬于古老中國的道德倫理基調(diào)，“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觸犯了現(xiàn)代社會的法律體制，卻在“正氣”這一主題下為觀眾們營造出某種不言自明的認同感。然則，老三心目中的對與錯，是與非，黑與白，畢竟不能向當下或者未來去求證，而不得不從久遠的過去找尋支撐點，這種刻意設置與其說是解決，倒不如說本身既是那份尷尬和茫然的一部分。其二，一場好萊塢色彩十足的警匪故事，令老三誤打誤撞地獲得一次英雄表演和自我成長的機會，也順便帶出了此種類型影片中普遍的意義或曰主控思想：一個最初不容于社會，落寞孤寂的英雄，通過拯救別人拯救世界，從而實現(xiàn)了自我價值，最終被世人所認可。此類邏輯安放在老三身上，多少因為時代和文化錯位而帶來某些荒誕喜感，美式英雄所守護的那些以“正義”命名的，關于自由，平等和人權(quán)的普世價值，在西方社會早已成為顛撲不破的基本社會準則，而在老三懵懂的世界里，是與非，善與惡卻變得不易分辨，甚至無可分辨。“有一種力量是專為消滅邪惡而存在的，那就是，我。”在老三孩童式幼稚卻堅定的喃喃自語中，“邪惡”這個語詞在觀眾心目中喚起的，卻是一系列混亂豐富的形象和概念。曾經(jīng)有一個時代，“誰是壞人？”是我們每個人看電影時必然要問，也必然能得到回答的問題，男盜女娼是壞人，坑蒙拐騙是壞人，注水豬肉是壞人，搶古董的大盜也是壞人，然則在此之外還有大量空白，是超出老三甚或超出所有觀眾的處理能力的。我們早已無法再以“邪惡”這個色彩分明的詞匯，來命名那些充斥于我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令我們無奈和尷尬，以致被默認為合理的種種不合理，也正因如此，老三的種種見義勇為，連同最后那場極端戲劇化情景下極端生硬的“戴罪立功”，在令我們熱血沸騰乃至感動流淚的同時，卻又顯得如此蒼白和單薄。或者不如說，我們之所以會熱血沸騰和感動流淚，是因為我們從內(nèi)心深處明白，老三堅實有力的肉體下，那孩子般單純執(zhí)拗的靈魂，是如何承載著我們逝去的理想主義的天真，又是如何脆弱和易受傷害。其三，兄弟情誼和男人之間的惺惺相惜，無疑是支撐老三這個游魂存在于這世間的又一力量，從政委，到警長，到碼頭邊萍水相逢的水兵，甚或歷經(jīng)滄桑的文物販子，甚或一個聾啞小男孩（及其身后未曾出場的博物館館長，“海盜拳”鄒市明等等等等），這道由“哥們”，“戰(zhàn)友”，“兄弟”等充滿男性色彩的詞匯組成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無疑承載著來自軍隊，來自軍旅文化的一套價值觀和情感認同，亦被處理這個禮崩樂壞的年代中，最后一點堅忍有力的對抗力量。于是乎，像大量哥們電影一樣，女性角色被自然而然地放置在承載負面價值的位置上，從母親，到大姐，到小草，甚或那些看怪物般打量老三的街邊大媽，她們充滿世俗色彩的目光，共同組成一套評判和貶損的價值體系，于是乎老三與這個時代的沖突，被集中表現(xiàn)為一個正直不屈的男人與一群不理解他的女人們之間的沖突，而老三和小草的關系，作為全片中主要的情感線，也最終墜入一個已被男性寫作者們重復無數(shù)遍的濫套：英雄面臨事業(yè)與愛情的兩難局面，而膚淺的女人卻搶先背棄了他，投入他人懷抱（其背后隱含臺詞是對英雄所秉承價值觀的無情否定），最終英雄必須克服失戀和理想失落的雙重困境，重新找回和證明自我。最后一個鏡頭中，老三將小草送他的水壺扔進垃圾箱，世界重新變?yōu)橐黄t色，這個在我看來意圖過于明顯的意義的升華，似乎終于為老三先前遭遇的重重困境和磨難，找到一個想象性的原因（因為一個女人的不理解和背叛），并通過遺棄對這個女人的柔情和思戀，獲得想象性的解決。對于一部以男性力量和精神為主要展現(xiàn)對象的商業(yè)電影，此種敘事上的改寫和錯置必然是有效的，但我們作為觀眾，也不免會沿襲著商業(yè)電影的觀影經(jīng)驗，而有意無意間感覺到，真正未曾解決，或許也無從解決的問題，永遠在電影的敘事之外。對于老三這樣一個來自并不久遠的過去，并凸顯于時代斷層中的無名游魂，我們可以當作故事一笑置之，然而內(nèi)心深處被喚起的那份酸楚，那份尷尬與茫然，甚或那份微妙的恐懼和欣慰，必將隨著那個結(jié)實飽滿的造型一般，歷歷在目，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