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虹膜公眾號） 依我不負責任的淺薄判斷來看，紀錄片這一種類，多少會存在，或者說需要一點「嗜血」傾向。無論基調再向上，創作者都會有意無意地捕捉一些足夠傷春悲秋的元素，而觀眾闖入他者的生活，也會在與自我的比對中，尋覓一些建立在失敗或慘痛基礎上的感悟。 這當然不是在質疑紀錄片的所謂「居心」，而是在說，更逼近現實的紀錄片無形中加固了一個印象，那就是人間多疾苦。

周浩的紀錄片新作《孤注》，就濃厚地凝聚了各色的苦難，因此觀看的過程，「殘忍」二字就在眼前揮之不去。 茫茫人海中，他摘取了兩個經歷獨特卻又很有代表性的悲劇個體。 佟梅梅是其中一位。3歲時，父母離婚，隨后父親跳樓，她在成長過程中總是懷疑自己，因為沒能成為父親留戀塵世的理由。40歲，她遭遇了丈夫車禍過世以及自己流產的打擊。二人曾經很愛在青島看海，她花了五年才敢舊地重游。

姚尚德也有過很痛苦的過往。12歲那年，因為坐過站，他錯信了偶遇的阿伯，結果被對方性侵，自此愛說愛笑的他變了一個人，跟家人，跟朋友的疏遠，逐漸延伸為對親密關系的無所適從，在幾十年歲月里，他都在忍受極度孤單的煎熬。

這兩位，把誰單拎出來，都是一部個人被命運玩弄的血淚史。而在《孤注》里，他們彼此的悲劇，以及悲劇帶來的破損、痛苦、絕望，又有了相互參照呼應的關系。 誰也無從預料會在什么時候，就被偶然事件給改寫了人生軌跡。對觀眾而言，這血淚史讓人感同身受甚至驚慌失措的地方，就在于無常感與隨機性。電影的「殘忍」之處，是通過呈現他們的悲劇來提醒我們，但凡我們過得比他們要好上一點，那都是僥幸，至少，是短暫的僥幸。

另一個「殘忍」的地方，是它敲碎了這兩位「專業人士」自我保護的面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敲碎了我們對于自愈的某種信心。 曾有三次崩潰到想去自盡的佟梅梅，從事了20年的心理咨詢師工作，她知道怎么去開解其他人，但所謂「醫者不自醫」，說的也許正是她直到現在，還走不出過往死亡事件的陰影。她極度渴望母親的表揚，但那一代人很少會覺得這是親子關系的必需品；她有強烈的分離焦慮癥，無法接受對方突然說要離開……職業背景與個體經歷之間的撕裂感，越是荒唐，就越是讓人窒息。

至于姚尚德，內心也是千瘡百孔，好幾次坦言自己有割脈的沖動，但他是一名啞劇演員，經常通過乖張的肢體語言，帶給觀眾笑聲，就跟他喜歡做義工，給許多小孩送去歡樂那樣。興奮與痛苦之間，只隔著一張面具而已。 說到這里，假如只停留在《孤注》對觀眾的「殘忍」打擊上，大概顯得既淺薄又自大。《孤注》的「殘忍」更是在于通過長時間的跟拍，把這兩位「觀察對象」的創痛給兇猛地、徹底地再撕一遍，然后在舊傷未愈的當下，曝光，甚至是激發新的困境。

佟梅梅跟相依為命的母親之間有著很難填補的鴻溝，在盲目滿足以求獲得贊同跟理性克制之間，她無力地招架著種種矛盾。而姚尚德不得不深入審視自己無法信任他人的問題，在充滿過世父母回憶的房子里，思索了結這段經歷的選擇。 記錄這些，就是讓他們重新撕開創口的「殘忍」行為。姚尚德也知道這種必然的刺激，但是他在后期，令人心疼地坦白自己需要這種痛感，所以他要通過別人來讓自己直視自己。可就如電影所說，他們的精神狀態并沒有很好，佟梅梅在攝制組離開之后，都會陷在傷痛情緒里不能自已；姚尚德沒法繼續自己的工作，在拍攝過程中找過4次心理醫生。

被電影「殘忍」揭示瘡疤的人還有好些。佟梅梅的母親有著同代人的慣性，哪怕遭受重大的心理創傷，也只是窩在心頭默默忍受，直至跟女兒形成本質上的隔閡，就像如今她拼命買各種不切實際的保健用品，也是怕不能自理造成的麻煩。母女倆的情感修復，在鏡頭前反復橫跳，無疑是一場心理上的挑釁。 佟梅梅手下有個客戶，女兒王倩倩在智力上存在問題。夫妻倆沒打算再生養一個，覺得能把她照顧好已然很累。傳統價值中具有犧牲精神的奉獻，卻往往造就兩代人的疏離，電影中母女倆作為佟家的參照，也在學習相處之道。

周浩給佟家母女拍照

王倩倩說起自己「離家出走」，去到了電影學院，那里有她喜歡的一個男生。但是，她很自慚形穢地說了一句，「智障女人是不會有人愛的。」這種清醒，讓人很是難過。而我們只能管中窺豹，但凡深入一步，都會撞見那些領域百般殘酷的法則。 除了王倩倩所在的殘疾人互助會，《孤注》還順著姚尚德的足跡，引向了廣西柳州的孤兒院以及尼泊爾的兒童之家，他資助了兩個孤兒，每年都去看望他們，一個記憶中沒有得到過父親擁抱的男人，在以一種不愿承認的類似父親的身份，幫助跟他共享身世的孤兒。此間的溫情，也很殘忍。

在《孤注》里，圍繞「孤獨」這一「注解」也好，體驗孤注一擲前的悲愴也好，每個人都在被一簇簇不經意的刺給扎痛。但是，它的「殘忍」還在上升。 這托賴于當中的「元電影」性質。 周浩作為記錄者、采訪者，頻頻出現在鏡頭之前，他跟受訪者之間，有了某種貼面的距離，這就使得他似乎同樣成了那些「故事」的親歷者，而且這種距離便于對方更好放下心防，姚尚德就表示，他覺得可以相信他們。

雙方關系能夠呈現出相對親近的姿態，這似乎消解了部分孤獨往事的悲哀。但是，正因為周浩他們在很長的時間內，愿意并有意地去引導，才「挖」得出姚尚德他們藏得更深的恐懼、羞恥以及悲痛。 佟梅梅提到朋友對她的提醒，因為擔心她會在拍攝過程中受到傷害。她的冒險放到姚尚德這邊，則是故意地讓周浩他們成為自己痛苦的施加來源。佟梅梅的獻祭與姚尚德的受難，構成了電影絕對的殘酷視角。

在這個關系網內，周浩的位置十分特別。佟梅梅曾直言不諱地對他說，這拍攝就是一種消費，誠如《大同》那樣。日后姚尚德聽到這個判斷，感覺腦門上被人敲了一記。 周浩現場的回應是，拍攝紀錄片確實有一種「原罪」。他知道「發聲」與「二次傷害」，興許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罷了。他把自己暴露出來，承擔來自拍攝對象以及自身的質疑，甚至在電影結尾，任姚尚德直接點破鏡頭之下，「表演」仿佛是有劇本的，這就引向了電影主創并不可能給自己帶來救贖的結論。

電影對他們而言，勢必具有廣大的殘忍性。對觀眾而言，殘忍性不只是自己參與到對他們的「冒犯」中，而且所有道德評價與情感投射都不能保持純粹，這又成了進一步的「冒犯」。 周浩用自省，替觀眾先一步懺悔，這做法既勇敢，又「聰明」。電影之所以能夠往上走一層，是「真實性」在這里得到了更確切也更直白的倫理討論。只是，姚尚德的退出，還是給電影籠罩了一種叫人于心不忍的不安。

紀錄片可以給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群體帶來關注度，甚至引發思考，得到援助，但是觀眾也能看到，在徹頭徹尾的剖白過后，姚尚德們未必能夠獲得解脫，周浩們也很難提供實際幫助。在走向無解的過程中，對于「意義」的世俗探尋，只會放大這段「無效療治」的「殘忍」。這當中一旦考慮進鏡頭的權力，「呈現」這動作，就更有「剝削」的嫌疑了。 這就跟周浩之前許多作品一樣。在剛才提到的《大同》里，他追隨耿市長兩年，看他如何在上傳下達的夾縫中，試圖讓這座污染嚴重的古城煥發旅游生機，重振經濟，但在彼時的大環境下，他的宏圖最終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而繼任者也未必會延續這份努力。我們在見證的過程里，看到了許多文本之外的所指，這是可以讓人膽戰心驚或者心灰意冷的。

《大同》

再之前的《書記》，早就種下了敘述的前因。郭書記說自己「沒什么遮遮掩掩的」，雖然很多人不敢被拍，但是他「毫不猶豫就答應了」，而且對于拍攝剪輯，不提任何意見。這位最后被判刑的書記，為中國紀錄片提供了一個十分珍稀的文本，也添加了不少徒增嘆息的論據。

《書記》

同樣鋃鐺入獄的被拍攝對象，還有《龍哥》里頭這個偷雞摸狗的癮君子。周浩知道對方很難改變積習，只能在勸說無果的交往中，記錄下這個特殊的人物內在的不妥協、不服氣以及不得不認栽。于是影片也成了半截挽歌，唱了些依舊殘忍的段落。

《龍哥》

或者看他拍《高三》，見證2005年的一屆考生折射貧寒縣城從家庭到校園的悲壯希冀，從個體到集體的實質悲苦。或是《差館》，以最為混亂的廣州火車站一帶的派出所為視野中心，記錄各式各樣的無賴與苦主，以及見慣無奈與悲戚的警察，仿佛半個中國的辛酸史，都能在此找到。

《差館》

周浩作為一個嫻熟的記錄者，知道如何讓紀錄片具備劇情片的跌宕起伏與倒敘伏筆。《孤注》是他集大成的一部作品，佟梅梅與姚尚德他們站在當下所拼接的過往，種種情緒跟態度被鏡頭所捕捉，然后通過剪輯，給凸顯與放大了。 這一凸顯與放大，就把他們，以及他們所映射的群體苦難，給強勢地懟到了大銀幕上，然后牽動觀眾，一同跳入情緒的共鳴深淵。 至此，記錄者與被記錄者之間的道德評判，已然變得尤為曖昧。興許從雙方開始結盟的一刻開始，不管最終關系是圓是破，個體已經變成相關事理的一種載體，而攝錄也成了一種高于個體的有意識的攫取。不難理解在這種轉化過程中，被記錄者的心理會產生怎樣的不安與疑慮，就像龍哥當時，也提出過「相互利用」的說法。

對他們以及觀眾這三方而言，一旦洞悉了這一實質，心里未必舒服，但紀錄片無可忽略的一大價值，就在于帶有逼迫性與發散性的「殘忍」，可以更圓整地還原一個人間的真實，這個真實驅趕了平和與舒適，推動主創與觀眾在倫理層面與思維境界往更高處跋涉，讓紀錄片有了一種真正歷險的屬性。 誠然，我們是需要這樣的記錄者的。但電影領域知識與經驗的優越性在此，鏡頭的權力在此，如何調和本質上不對等的關系，需要在個體意識越來越強的當下給出答案。周浩通過自身的介入做了一些嘗試性的回答，但似乎，還不夠充分，也不夠自洽。不過這個問題的自我暴露，已經能夠帶領《孤注》走向更深遠的探索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