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開始時插入了一段介紹，其中談到：只有超過18歲的人才會因為犯罪被逮捕，這也因此使得成年人引誘小孩子們去代替自己做違法的事情。看似保護未成年人的制度，卻轉變為利用未成年人的工具。巴班克在采訪中說到：“這部電影不僅僅是一部社會紀錄片，也是一部社會批評電影”，在這部影片中，巴班克關注兒童的邊緣化問題，他認為正是政府對兒童的忽視與遺棄的行為，培養與滋生了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暴力，這種暴力反過來鞏固了政府暴力鎮壓的合理性。電影中暴力的主體——被遺棄的兒童，同時也是社會結構性暴力的受害者，最終他們卻強化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根據Julián Daniel Gutiérrez-Albilla的研究，他認為巴班克批評了巴西的政治與社會力量，從而揭示了19世紀80年代巴西社會與政治的動亂問題。《Pixote》的背后批評了巴西1964年通過政變登臺直到1985仍掌握實權的軍人獨裁統治，這一統治在1968年后變得更為僵化和暴力。 影片開頭一個10歲被遺棄的孤兒比紹特、同性戀莉莉卡與其他男孩被抓進了少管所。當晚比紹特便驚恐地目睹了一個年長囚犯對小男孩的強奸。在這個由政府建立的機構當中，管事的人用暴力壓迫兒童，并將囚犯的死歸因于兒童之間的斗毆。由于媒體大肆宣傳街區暴力，使得機構內部的鎮壓變得合理化。當比紹特和朋友們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管理者打死時，他們一行人跳出了窗子，離開了少管所。在電影中少管所的管理者沒有確切的身份，這是因為這些人代表了壓迫性的國家權力。被社會遺棄的受害者們，在少管所內部也受到持續性的權力的壓迫。

比紹特在少管所內部以一種游戲的方式與同伴們模仿著他們所觀察到的犯罪——搶劫、斗毆，以一種受害者的方式體味著管理者的暴力。當他們逃離此處回到社會上時，因為少管所內外的運行規則沒有改變，他們只是回到了一個更大的、充滿著犯罪、毒品與賣淫的世界。而少管所正成為了福柯口中的“罪犯學校”，在《監禁與懲罰》中他認為：“一個人一旦進了監獄，就有一個機制開始運作，把他變得卑鄙、令人厭惡。因此，當他走出監獄時，除了重新犯罪，別無他法……監獄培養職業性。”重獲自由的比紹特一行人回到街上進行偷竊、販毒，最終協同妓女蘇莉玩仙人跳搶奪嫖客的錢。比紹特也學會了目無表情地開槍殺人，正如同他在少管所中看到的——管理者在毫無顧忌地開槍。影片末尾他躺在妓女蘇莉懷里，舔舐她的ru頭尋求一種母親般的庇護，然而蘇莉卻趕走了他，畫面最后比紹特只得走上鐵軌，朝著遙遠的、毫無希望的未來走去。

Robert Stam認為這部電影與巴西新電影極富政治性特點不同，它缺乏“更深層的政治分析”，他認為巴班克只是在指責這個機構濫用暴力，而非在指責造成這一制度與虐待的社會系統。然而，巴班克通過拍攝被遺棄的兒童的故事，重現了無辜受害者成長為施加暴力者的過程，他看似未將矛頭指向軍人獨裁時期的社會系統，卻描繪了在那一時期的社會中底層邊緣兒童是如何被社會遺棄的。少管所進一步集中強化了兒童的犯罪專業性，被社會遺棄的兒童從“犯罪學校”畢業后，進入了更為廣大的社會。然而被遺棄意味著被投入監獄，這個社會因為他們貧窮的身份仍然在排斥著他們，他們自由地進入了一個更為寬廣的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