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片子切合了學界對冷戰批判的各種G點：傳統意義上的兩個陣營的沖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情結、東歐種族問題作為點綴、權力意識與性別觀念的觀想、跨媒介的想象、到最后人文主義加之于宗教的悲劇性勝利。 男女主角在大銀幕的黑白光影下熠熠生輝，一如黑白時代傾世之戀的絕代風華。光一張紀念票根我便心滿意足。然而反復穿越隔離墻的戀愛越演越乏味，“愛”這個詞說到底撐不起過于龐雜的人生。

某種意義上，導演對波蘭民間音樂走向世界的有趣闡釋，比套路的愛情更讓人回味。片頭男主角與搭檔走入民間收集民歌的段落與愛情毫無關聯，但意義重大。片頭原生態的民歌很多缺乏音調、枯燥乏味、內容簡單。那么，從民間到舞臺的過程，其實就是戰后浪漫的知識分子篩選文化資料、進行文化生產的過程。他們收集素材加以改造、包裝、重制，選取最質樸的農村姑娘——女主Zula這樣犯了罪被判了緩刑走投無路的金發姑娘簡直就是異類——通過反復訓練推向首都的舞臺。這完成了第一步：知識分子的浪漫主義創想。這個步驟具有強烈的“去政治化”意識，某種程度上是冷戰中知識分子想要自主言說的渴望與表達。 當然這在政治拉扯下如同天方夜譚。 之后，行政經理為了追求“走向世界”，走入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的巔峰，需要重新賦予歌舞演出以新的生產價值和意識形態意義。民歌成為表達民族團結的方式，種族，包括發色、外貌特征，被賦予了極為具象的意義。斯大林的旗幟在東柏林的劇場冉冉升起，少數民族少女的笑臉如同鮮花，映照在舞臺的炙熱燈光之下。這套熟悉的視覺語言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廣為流傳，中國、朝鮮都很常見。作為抗爭，自由派的男主Wiktor在東德借機逃向巴黎，而女主Zula卻留在了歌舞團。她說：It doesn't work. 很久之后，Wiktor在巴黎的爵士酒吧潦倒謀生，女主成了當紅的歌舞明星。她對男主的愛讓她用與意大利商人結婚的方式，合法出走波蘭，來法國與情人團聚。“四只眼”的民歌被再次搬上舞臺，這次被改編成爵士，迎合法國人/資本主義的審美趣味。再一次，民歌已經面目盡失，它不再純潔單純，它成為落魄文人迎合市場趣味的存在，風塵、諂媚、除去形式毫無意義，或者時髦一點，可以用本雅明對后工業時代的批判來形容這種空洞無用的資本主義產物。 然而情況在社會主義波蘭似乎也并不理想。回到波蘭的女主角最后一次上臺，帶著黑色假發，露背禮服，醉醺醺地唱著墨西哥風味的歌曲。她出賣自己為了換取重回波蘭落入牢獄的男主重獲新生，然而此時的歌曲已離調千里。在黑白的色調里，這不如說是民間歌曲的一場慘敗，在無處可躲的劣質品味、政治博弈和所謂的世界主義中，歌曲和主角都已千瘡百孔，無以為繼。 那么，用這種地方音樂對抗世界的悲劇來理解男女主角的關系，考量性別在電影里的作用，似乎讓這部電影有了更多趣味。 本來這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男性知識分子以及需要被重塑新人的稚嫩的女主角的愛情故事。前半部是典型的教育養成模式：Wiktor發現Zula的才華、培養她、靠近她、誘惑她。女主角作為一個身世坎坷的社會主義新人，她本身的身份認同不停在對社會主義的忠誠與對男主角的個人的愛情中搖擺。有趣的是，在第一次出逃的選擇中，她并沒有接受男主的邀請，留在了波蘭。而更有趣的是，比起男主男性的決絕的流亡方式，女主通過結婚這種合法但迂回的辦法離開了波蘭。 從她默拒男主逃亡的邀請開始，Zula本身散發出了極致的光彩。而在巴黎，她抵抗而非接受爵士的表達方式，拒絕名流式的生活，而因為她的跨國婚姻，重回社會主義波蘭成為了她的合法退路。同樣的，放棄自己營救男主所體現的魄力，也非比尋常——雖然她的生命一如波蘭肅穆的秋冬，寒冷了下去。 我不想把這部電影再讀成兩大陣營撕扯扭打的隱喻，這種事簡直顯而易見。我只想說，最后男女主角回歸破舊神壇，相互許下終身實現，共赴黃泉，是多么陳舊又美妙的結局。 世界大同，人類有愛，不如這樣敷衍的過下去啦，軟弱的知識分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