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人追尋不得的內心軌跡，可是導演拍的是這樣從容和舒緩。找到了我03年看后寫的短評：二戰中意大利小城的故事。也許上帝曾經遺忘過它，但戰爭卻可以波及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一個作家是否可以逃遁于自己的世界？面對強權，他無法無動于衷，而這里的人們照樣遵循世代的法則生活著。當上層建筑開始悄然改變時，底層的人民只是凝望著自己的鄉村野嶺，作家在這一刻陷入變與不變的對峙，卻重新找到了前進的方向。這是一部精致的歷史小品，似乎可以被人忽略，但一旦回味起來，那些靜動有秩的畫面都會一一浮現，帶動人們對歷史的沉思（恰如電影里作家的回憶）。空鏡頭的過渡和長鏡頭的應用再次彰顯了影片的感染力，那隨處可見的倒影恍惚讓我想起了A.Tarkovsky，果真是我喜歡的一路子的導演。他被稱為意大利的“良心”。貼個評論文章ZT，故事講的很完整，我卻更注意影片中的車玻璃上的倒影以及前后呼應的畫作和回憶，到底是遂愿了嗎。。。〈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幻滅史〉 原地址：http://www.xici.net/b7075/d27845007.htm揚米巴 發表于：2005-6-6 12:45:40 1935年，醫學院畢業生、意大利北部工業城市都靈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卡羅·利瓦伊被作為政治犯流放，目的地是南部偏遠小鎮埃波里附近一個貧瘠、沉寂的小村莊。在利瓦伊當時的感受和日后的回憶中，這里都是一塊完全與世隔絕的土地，是“囚禁在痛苦和習俗之中，忘卻歷史和這個國家”的另一個世界。而在當地的傳說中，即便當年到意大利南部傳道的基督，也只是在埃波里稍作停留、四下了望一番，從沒有真正踏足這塊土地。現在，一個生活在城市、適應于城市，而且顯然也被國家認為在城市中有更大威脅的人，被強制送到了這里，會有什么事情開始發生嗎？1978年，著名意大利導演、政治電影大師弗朗西斯科·羅西根據利瓦伊的回憶錄拍攝了《基督停留埃波里》一片。也許由于主人公的身份和影片的文學色彩所致，有評論認為這部片子在羅西的諸多作品之中算不得成功，“失之學究氣”；而在中國，我看到有人認為這是“最好的政治電影”。大約是因為膽怯吧，一般我是不會明白地說什么是最好的，對這部影片，我想稱之為我所看到過的探討極權政治背景之下自由知識分子身份認同掙扎以至最終幻滅的最誠實、最樸素，但也最深刻的影片（不過這個題材的影片好像本來就不多吧）。在這部影片中，我們前一代人非常熟悉、近乎創傷記憶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成為主人公切身體驗的無根痛苦，以及無能為力和無所適從。影片開始于“歷史已經過去之后”，第一個鏡頭是晚年利瓦伊的面部特寫，隨之切頭部背面特寫，然后是完整的一幅畫——一個孩子回頭凝視——推至特寫。待再次出現主人公面部特寫鏡頭時，伴隨著畫外音獨白，一個全景鏡頭交代了整個畫室的空間，隨后，是利瓦伊面孔和一幅幅畫中人物面孔特寫鏡頭的互切。影片中稀少的特寫鏡頭幾乎全部集中在了這里，而且構造成經典的正反打系列。這是交流的暗示，那個孩子畫像的推進鏡頭甚至具體化了一種召喚、接近和認同，然而畫外音中是主人公對交流可能性的絕望。他在懷疑，多年前離開時“不離開我的農民、回到農民中去”的內心承諾以及對送行者“一定會回來看望”的諾言，是否真的能夠信守和實現？其實，我們都知道，“回來看看”的說法終究只是隨口說出，遵守與否畢竟是無關緊要的。可那個纏繞主人公后半生的自我囑托，為什么終于也無法實現呢？他其實是可以實現的，譬如以一個醫生的身份回到那偏遠落后的地區，而這也是當地農民對他的需求和期望。在影片中，村民為了讓他獲得行醫資格甚至發動了一場集會。這也是他的姐姐，一個成功的醫生對他的勸告。在這里，重新撿起專業知識分子的身份，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來幫助貧困人民改善生活環境，比他在都靈時的政治宣傳、集會和寫作要有價值的多。對他放棄醫學的舉動，姐姐認為是一種軟弱和怯懦的表現。聽起來，這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路子。他對這種勸告是明顯反感的，但他流放時期的經驗和感受又使他完全無從反駁。畢竟，在這個一方面任何人聽到他“大城市來的醫生”這一身份都非常興奮和期待，一方面所有人又尊重而疏遠將他界定為“上等人”、“好人”等曖昧身份的環境中，他根本沒有其他負責人的選擇。這次談話的最后，是他臉上浮現出絕望兼嘲諷的表情。然后，就是“自由知識分子”這一虛弱身份的分裂：醫生/專業人士和畫家/文人，它們兩個采取了一種互不相干的共存方式。于是，在影片的后半段，他似乎變得快樂了，話開始多了，開始參加大家的聚會。看起來，他以這兩種身份的分裂，獲得了對生活環境的融合。影片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他自由知識分子身份遭受的一次巨大打擊。唯一一本讓我們看清楚書名的書，是蒙田的《隨筆集》，它出現在一個法西斯行政官員的手中，告訴主人公這是一本必須沒收的禁書。理由很簡單，“這本書的作者參加過法國大革命”。這個禁止邏輯是荒謬的但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而蒙田，他的貴族身份和視野、他的寬容與挑剔的共存、他的不溫不火的智慧，正是自由知識分子的所愛。當然說到底，它也有著一種隱匿而毒辣的顛覆性。禁止，其實永遠是有自己的道理的，而且這種道理往往是正確的；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是禁忌及其帶來的違反欲望回溯地賦予了道理正確性，使隱匿的東西彰顯出來。影片中還有一個類似主人公二重身的人物，那個總是喝得醉醺醺的、被村莊的上層認為是“恥辱”的牧師。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城市神學院的教授。他被村里人反感和羞辱，他也報之以漫不經心的蔑視。這個人，我們開始看到他在專業身份、職責與個人抱負之間掙扎，最后看到他在原始基督教的和平主義與國家戰爭意識形態之間痛苦地撕裂。他的醉酒，不過表明他比主人公更誠實更勇敢，當然也更絕望。因為主人公終究是一個“貴族”，他對一切的貴族式疏遠和俯視態度貫穿始終。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他微笑面孔的四次特寫。第一次出現在途中的火車上，他觀察著車中一個農婦對兒子的關懷，臉上浮現出微笑。這一次微笑的表情內涵是最明顯的（演員很到位），有著降尊紆貴的憐憫與寬容，有著饒有興味的窺測與欣賞，還有節制的疏遠與冷漠。這是面對“另一個世界”的態度。配合著畫外音，這個微笑解說著主人公對這塊土地投射：它是理想化的（“封閉的土地，沒有罪過、沒有償還”，原罪之外），是非歷史的自然（“因果性和歷史的紐帶沒有降臨”），也是超倫理因而非文明的（“唯一的邪惡是生存的苦難”）。與之對照，主人公的自我定位就是文明與歷史負罪感，這是知識分子很熟悉的感受。第二次微笑，是下了火車坐上當地為一輛汽車，一邊聽著司機的炫耀、一邊看著窗外的時候。第三次，是躺在床上聽著同居一室的男爵地主講述圣徒神跡的時候，一個俯拍的鏡頭。第四次，是因一份內容有問題的信被官員叫去，爭辯無果之后，聽著官員“你應該和自己那類人在一起，不要聽農民的胡說八道”的時候。四次微笑，是他與四種人的關系，普通的貧苦農民、從美國回來的暴發戶、傳統的封建地主、以及法西斯政權官員，他永遠是疏離的、嘲諷的，任何一個群體，無論是否“歷史的主體”，是古老的傳統、當今的權利、強勢的財富還是可能的未來，都不是可以附著的“皮”。這或許就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宿命所在。這構成的似乎是一個五元關系組，其實可以簡化為三元。在主人公與官員的談話中已經清晰地表現了出來。政府官員以及熟悉政治形勢的“社會賢達”——知識分子——普通農民，如果說前者是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的，后者是歷史與國家之外的（或者說是需要被教育、被納入歷史和國家的：這是爭議的焦點，其實也是沒有爭議），中間的，被前者定義為“無政府主義者”（等等），被后者看作敬而遠之的城里人和上等人，這種游離的自由與尷尬，就是幻滅的開始或具體體現。寫著寫著，就想不起來到底要寫什么了。不過為什么在看過幾乎兩年之后突然想起這部影片來，卻還是清楚記得的。那是費孝通和朱學勤2000年的一個對談，直到費老死后才發表。在里面，費先生對40年代第三條道路的知識分子以及第一批右派人士說了不少“政治上不正確”的話，也難怪到現在才能正式出現。當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這部影片。說到底，葛蘭西所期望的知識分子的“有機化”，幾乎就是一個悖論吧。片中倒有兩個抽象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同樣被流放的共產主義者，可是，他們是自始至終沉默的人，顯得高尚而怪異，一點兒也不有機，和貝爾托魯奇《1900》中的熱烈截然相反。本來好像是想紀念一點自認為可能和自己有關事情的，不過越來越不靠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