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本寫完送給了趙本山,趙本山很喜歡；電影的投資也沒問題了,劇本卻有了問題,在電影局反覆了六七次,總是通不過。電影管理部門給「光榮」羅列的意見多達幾十條,比如:怎麼可以這樣描寫黨的最基層支部書記,他會那麼猥瑣,他會那麼雞賊,會不擇手段,靠欺騙人把4個村霸打倒呢?而光天化日之下,又怎麼可能出現那樣的鄉村惡霸呢? 我跟他們辯白,在我國一些偏僻地區,這些事實的確存在。很長的時間裡,電影管理部門管創作的人來回跟我談,就是告訴你不行,得修改；換一個人再看,還是不行。永遠就這樣翻來覆去,到最後我明白了,他們就是不想讓劇本通過。後來他們也找我談話了,說「這事其實挺簡單的,你如果想讓劇本在我們這兒通過,你想要的那點意思就都不能要了。」沒法兒玩了,我就只好放下。 過了幾年,換了位搞電影創作出身的人出任副局長,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的角度來想問題；當然他要求我也得站在他的角度想,大家一起努力促使劇本通過。 最後劇本通過了,電影也開拍了,製作又遇到了問題。我們國家電影審查制度規定,電影中不可以過度渲染暴力。好萊塢也有規定,但很明確,你使用什麼樣的兇器,你有多少暴力鏡頭,根據規定可以直接劃你多少級,你只能在幾點到幾點上映,給哪部分觀眾看。在那個規定下,你想怎麼拍就可以怎麼拍,拍出的電影是什麼級別也非常清晰。 咱們國家在這些事情上處於混亂階段,誰又說得清楚什麼叫過度渲染暴力?拿板磚不叫暴力,拿刀就叫暴力?拿繩子可以,拿棍子就有問題?電影最後葉光榮帶領村民和四兄弟的打手群毆對打的時候,我已經細緻到了打電話問「我拿多少根棒子行不行」的地步。雙方拿什麼東西打鬥,也可能會影響到電影能否通過。 我曾經也想過很不一樣的結尾。表面買傢具、其實一直是臥底的那個警察,最後從房頂上匡噹一聲掉下來,摔到地上又爬起來,說「我是警察」,然後又摔倒。或者匡噹一聲,不是掉下來一個人,而是掉下來一個鋼盔,它在地上轉了幾圈才停住。但你肯定不能拍,因為特警戴的鋼盔前面有一個大國徽。 最後通過的電影肯定是妥協嘛,比如到最後那個鄉長、鄉黨委書記,在臥底的警察引領下,用警察大部隊一舉抓獲了村霸兄弟和他的打手們,把一個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 因為有這樣的前提,我只能做好詳細的鋪墊,不讓電影結尾變得那麼意外,保持電影形態的張弛和完整。純粹從作品而言,原來的結尾肯定是比現在要好。現在這個結尾還是在我的電影軌道上的,90%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