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杰伊·比姆》之前，我把他當作是《廁所英雄》《護墊俠》《誤殺瞞天記》《白虎》之類反映印度底層人種的電影。 看到一多半的時候，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高種姓律師幫低種姓村婦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 但是，當看到故事最后錢德魯律師一層層剝開案件的冰冷真相，犯案警察被繩之以法時，我的內心異常承重，這種沉重來自于我失去了看《廁所英雄》之類印度電影時的相對“優越感”：女人不能在家上廁所這類荒謬的現實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因為我知道，在電影男主拉賈坎努悲劇發生的1995年，我們的身邊也同樣發生了一個無法挽回的冤案：聶樹斌案。 這個案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杰伊·比姆》（具體可自行百度、知乎），聶樹斌雖然已經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無罪，但當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從找到真兇王書金的2005年到2016年，十幾年間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里？聶樹斌被槍斃的時間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還是那個謎一般的“冬季某日”？那個關于器官移植的“謠言”背后究竟真相如何？ 依然有太多疑問。 然而相比之下，拉賈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她為丈夫贏回了清白，她得到了真相，得到了應有的賠償；森加尼的律師錢德魯也是幸運的，他贏得了案件，他把真兇送進了監獄，他在和整個黑暗警察機構系統性造假的斗爭中笑到了最后。 但聶樹斌的父母沒有這么幸運，誠然他們的孩子已經平反昭雪，但是他們依然沒看到應有的追責。最早披露“一案兩兇”、一直未聶樹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鄭成月也沒有那么幸運，他沒有這部電影中錢德魯律師的主角光環和開掛的庭審表現，他丟了官，被視為“異類”，身患重病無錢醫治，18年靠眾籌才得以獲得更好的治療。 我一直記得當年媒體報道中，2016年11月30日，當時重病中的鄭成月和聶樹斌的姐姐通話時說的一句話：“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死了以后，要給我在聶樹斌的墳墓旁邊樹一個碑，寫上——人民警察愛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