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安德森這部獲得2014年金獅獎的作品，已經被議論了太多太多次。我們講述了太多次他的中景固定鏡頭，太多次疏離冷漠的風格，太多次荒誕古板的表演方式。然而，讓我們去除掉這些對電影美學風格上的贊美，而回到電影最為根本的內在含義。我們要問自己，我們真的看懂了這部電影了么？羅伊安德森的這部《寒枝雀靜》是跟觀眾玩了一個復雜的拼圖游戲。這個拼圖游戲不僅僅是打亂時間線索的先后順序，而且打亂了人物線索的連續性。一個突然出現的人物場景，往往是觀眾之前并沒有注意到的早先場景中的一個小小的背景人物。因此，如果試圖梳理導演在這部電影中傳達的深刻意圖，我們需要拋棄他在美學風格上的各種嘗試，將被打散的故事重組結構為一個四場景的情節拼圖，并鏈接其中重要的三個線索“1943”，“查理十二世”和“智人”。場景1:酒館。第一次出現酒館場景是玩具推銷員為核心，后來瘸腿的推銷員（簡稱瘸腿推銷員）本來去理發，結果碰到一個剛剛從船長專業的理發師，因此理發作罷。這個理發師恰恰是“與死神三次相約”中最后一約里面的船長。在酒館中，瘸腿推銷員與憂郁推銷員（一開始出場便是一個愛哭鬼的形象）匯合。第二次酒館場景是一個年邁的老人還有一個坐在角落喝酒的男人，接著年代變換到1943年，那個年邁的老人變回年輕時意氣風發的相貌坐在屏幕中間，背后則是水手與軍人在歡唱。第三次酒館場景是一個被雨淋成落湯雞的軍人在講述自己的倒霉遭遇，兩個推銷員也坐在旁邊。這個倒霉軍人恰恰是電影一開始那個觀看生物標本的男人，他也曾兩次徘徊在餐廳之外，赴約失敗。最后一次酒吧場景中酒吧已經開始打烊，店員在收拾桌椅，坐在角落那個男人（也出現在第二次酒吧場景）在懺悔自己的貪婪。這個男人之前一個小段落里面 （時空順序被顛倒），一手在打電話，一手拿著手槍。場景2: 咖啡館。這個場景只出現了兩次，一次是查理十二世帶領軍隊出征大北方戰爭對戰沙皇，同性傾向的國王驅趕所有女性離開咖啡館，趾高氣昂不可一世。而第二次場景，則是查理十二世大敗而歸，并割讓了半個國家給俄國。咖啡館老板質問波爾塔瓦會戰的失敗，卻只有女人在悲切的哭泣。大北方戰役世瑞典徹底走向衰敗的關鍵戰爭，由此瑞典被擠出歐洲列強。場景3:旅店。兩個玩具推銷員的遭遇的時間順序是被打亂的，在住進旅店之前，他們經歷了一次不成功的推銷，被推銷男店長則是“與死神的三次相約”中第一約心臟病促發的男人。之后經歷了一次不成功的討賬，而被討賬的女店長十分懼怕他的丈夫，但之后一個小段落中，丈夫在窗口抽煙，女店長則依偎過來。討賬之后，他們迷路進了咖啡館，遭遇了查理十二世。之后他們回到酒館，碰到正在吐槽的倒霉軍人。最后他們才回到旅店，但旅店中卻是全片隱喻最深的部分。憂郁推銷員先是聽歌謠，顯得越發憂郁，之后做了個夢（和“智人”段落相關），夢醒后更加憂郁。瘸腿推銷員向憂郁推銷員發怒，但隨后又道歉。旅店管理員阻止他們在走廊喧嘩，并熄燈。第二天早晨，兩個推銷員在鐵路旁分道揚鑣。場景4:餐廳外。這個場景也僅僅出現短短兩次。第一次，倒霉軍人試圖赴約，既沒有找到人，也沒有收到約會取消的通知。餐廳內，稍遠一桌是“與死神的三次相約”中第二約的兒子和女兒，稍近一桌是電影之前出現的一個胖胖的舞蹈老師和她騷擾的男學生。男學生憤然離座，女老師拂面哭泣。之后女老師又出現便已經嫁給了一個面包師，并生下一個小孩子。第二次餐廳場景，倒霉軍人再次回到那里，但餐廳里面的人已經和本片人物無關，倒霉軍人悵然離去。“我很高興聽到你很好”。這句對白反復出現在本片當中。第一次出現是舞蹈老師騷擾男學生，男學生離開教室，教室外一個女清潔工在打電話，說的就只有這句臺詞。第二次出現是腿瘸推銷員在理發店，那個曾經的船長，現在的理發師接電話，說的只有這句臺詞。第三次，女清潔工在家打電話，說的只有這句臺詞。第四次，在酒館懺悔的男人，在自己的家里一手拿槍，一手打電話，說的只有這句臺詞。第五次，那個拿猴子做實驗的女人在打電話，說的只有這句臺詞。“智人”理論。“智人”是深埋在這部電影中的導演意圖。所謂“智人”就是我們對于猴子的優越感，這是一個建立在物種上的優越感。“智人”的表象段落僅僅為那個以猴子為實驗對象的片段，而它的核心段落是隨之而來的憂郁的推銷員的那個夢境。夢里的推銷員給一些身處上流社會的老人倒酒，而他們在欣賞來自火爐的音樂。一群講英語的軍人講一群黑人趕進火爐，只為了聆聽火爐上的喇叭傳出的音樂，這是一個及其殘酷并滅絕人性的行為。講英語的軍人與黑人之間關系可以很容易聯想到美國與黑奴之間的聯系。對于白人而言，他們自身便是“智人”，而黑人是低等的物種。然而羅伊安德森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那些身處上流社會的一群老人之中，核心地位的老人站在中間，便是影片前面第二次酒館段落中出現的年邁的老人。隨著時間被放回到1943年，整個歐洲處于二戰時期。聯系二戰背景與身為高等“智人”的老人，老人的納粹身份便可以輕而易舉的被辨認。在1943年的酒館中，年輕時的老人坐在熒幕中間，后面則是歡笑的軍人，那么這些軍人則象征著德國的勝利。而頻頻向軍人獻媚的酒館女招待，則象征了二戰期間作為“中立國”的瑞典對德國的諂媚態度。羅伊安德森將瑞典對于二戰的態度看作是民族的失敗，這種失敗也表現在酒館懺悔的男人象征的貪婪的瑞典政府官僚，以及倒霉軍人象征的無力的瑞典軍隊。本片試圖闡述，從1704年大北方戰爭的失敗開始，瑞典便走向衰敗，一直到的二戰，瑞典都處于一種軟弱的消沉的民族狀態。消沉的推銷員在聽著歌謠的時候，說不想死后在天上看到爸媽，是戰后一代對父輩的抵觸與否認。而以推銷員為代表的戰后一代，則為了經濟與生活而困頓，整日奔波卻造成了人際上的冷漠和生活上的墨守成規。然而羅伊安德森并沒有放棄希望，影片中有三個段落充滿溫馨，躺在沙灘上的青年男女，陽臺上吹著泡泡的兩個女孩，還有一個躺在襁褓里的嬰兒，瑞典的崛起將要依靠這年輕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