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街娃兒》 娃兒之前叫《狂徒》，2017年上影節創投上，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聊這個稱不上故事的故事，虎哥在臺下，胡子還沒白，我初生牛犢，驕傲得什么都不為，想起來都害臊，那年我28歲。一轉場，電影拍完，它改了名字，因為后來上剪輯臺，覺得自己連同角色跟"狂"不再相干，名字是一位川籍導演起的，虎哥發微信給我說：街娃兒，怎么樣？我猜，虎哥一定用一句話概括了這群人，川籍導演脫口而出。我想，街是很多人的世界，娃兒是不完全成熟的性命，回：就它了。 2019年6月1號殺青，兒童節跟娃兒也配套。 再一轉場，它要面世，距殺青已過四年，距提筆寫過去了七八年，實話實說，時間太長，我對它已經沒有太多感覺了，那些曾大半夜內心咆哮、感念、不安、反芻的碎片，自鳴得意的兩三萬字，以及跟這部電影有關的一切生活經驗，現在看，什么都不算，又什么都算。 我有一兩年真的很煩它，盼著結束，有時又覺得沉浸在一件漫長的事兒里，時間過得慢點也挺好，我還專注在電影里，那些生存的瑣碎也就不算什么了，好像就是這樣一路逃避過來的。 電影是一個既要又要的東西，它生產方式的特性，總讓人"較勁"，同時學著平衡，然后自洽，突然矛盾，不斷接近真我。幾年來從跟街娃兒的角色共生，到完全跳出來看待他們，細胞新陳代謝，機能和習慣改變，時間流逝，世界變化多端，陡然會自責做的事情毫無意義。 去電影節時，會羞愧解釋，這是我29歲拍的，無關我現在，努力跟它劃清界限，因為這么多年以后，看街娃兒，真像我的某位故人拍的，滿了，勁兒使大了，過于嚴肅了。再低頭想，沒事兒，我那時候就是滿，就是勁兒大，就是不幽默，慚愧，卻無法返回。

它的確是我不可回避的人生，甚至稱不上故事：一個穿花襯衫的瘸子愛他的青梅竹馬，為了她能屈能伸，他有個傻弟弟，老是進退兩難，為了活下去玩命，傻弟弟有個爹，總抱著個骨灰壇子，看什么都不順眼，有個給人紋眉刺字的女人，還有個對她念念不忘的前夫，有只飛蛾以為路燈是火，有個甲蟲像王八似的翻了蓋兒，路燈總是擋著星星，有一條江，一旦過去了就再也不想回來了，但沒人過得去。

2019年，我盡量把我相信的拍出來，再用記憶和印象去檢驗他們，他們很爛，很燦爛。 至此，要感念很多人，為娃兒付出過心思、體力，乃至矚目過或側目過它的長輩、恩師、同僚和戰友。 無論我對娃兒有多不滿意，或對創作方法多抱憾，我都不可否認它跟我一路作伴至今，身無分文時勸自己：沒事，它姓狂。終于在我狂心頓歇時，它要跟大家見面，也要跟我告別。 我記得勘景的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個三岔路口看到一只三條腿的狗，它好奇地注視我們，我猜，它可能在想這幾個傻X，舉著個黑盒子對著路燈瞎比劃什么呢，我看見它，開始尾隨，它走進了一條長滿青苔的巷子，然后從黑暗里沖出來狂吠，如同我們，如同我，如同瘸子，傻弟弟，女人，前夫，可能在它捍衛的黑暗里，有一堆被我們叫做垃圾的東西，卻是它的一切，是無用之用。我當時想到電影里的人物關系，趕緊寫下："你走過我刺眼的命運，成了我的綠水青山"。我把當年寫的作為寄語，在離別時對街娃兒說，算恰當。娃兒給過我一股力量，陪我走過很長一段路，那鼓力量隨時間消解，直到我可以由衷微笑分別，成了我的無用之用，又何必意義。 2023.5.18 嘉佐 寫于官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