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逢春》這部電影上映于1961年，由鄭君里執導。以前已經看過該導演《烏鴉與麻雀》，《一江春水向東流》作品，這部《枯木逢春》也給了我很大驚喜，尤其是在當前這個背景看這部描繪建國后防治血吸蟲病的電影，引發我很多思考。 沒想到豆瓣評分只有6.8，考慮到這部電影提出的問題那么重要，跨越時間直到今天依然在叩問我們、警醒我們，這樣的評分對這部電影是大大低估了。 當時只道是尋常 整部電影圍繞方媽媽一家展開，在建國以前他們一家因為躲避血吸蟲病顛沛流離，期間方爸爸因為這個病去世了，方媽媽和兒子冬哥為了躲避國民黨抓壯丁和收養的女兒苦妹走散了。建國后，苦妹成為了生產隊長，和派遣到村里拖拉機站的拖拉機手冬哥再次相遇，沒想到苦妹染上了血吸蟲病，使得互生情愫的他們難以在一起。最后在中西醫通力配合、群眾群防群治下，苦妹的病治好了，她和冬哥有情人終成眷屬。 苦妹和村里很多人都患上了血吸蟲病，他們可以直接在村附近血防站得到救治； 他們在生病期間不用擔心因為誤工而被解雇的風險； 不用害怕生病花去太多錢而給家里帶來太大經濟負擔； 不需要擔心周圍人的冷眼旁觀，鄰居幫忙照料他們的家人和孩子； 不用擔心醫生和醫院為了賺錢而過度醫療，血防站的醫生相互配合，為了他們的健康盡心盡力。 這可不是僅僅歸因于當時世風良好、人際關系淳樸，而是有系統的制度保障呀。 公有制下的公共衛生醫療系統不以盈利為目的，以救人為根本，甚至這種使命具有政治意義。當苦妹被救治好以后，她感謝了主治醫生劉醫生，劉醫生回答說不是我，是黨救了你。醫生被視為組織派過來的救星，他們治病救人被賦予了更崇高的意義； 村里生產有合作社，不是一戶戶單打獨斗，叢林法則，而是集體協作，共同生產。苦妹患上病之后，她哭訴道，自己有雙手，要勞動，要進入社會主義。這種狀態和雇傭勞動者完全不同，她是迫切希望勞動，在患病期間力所能及為合作社編織草鞋。打工人則是希望躺平、摸魚，勞動對他們而言是痛苦的。苦妹和其他生產者不是零和博弈的競爭關系，電影通過搶收場景展現了他們之間的勞動合作互助關系，這一經濟關系是村里熟人社會之間和睦相處而非相互攀比的基礎。 劉醫生和羅站長之爭：防治血吸蟲病如何能成功 防治血吸蟲病需要醫學研究的支撐。劉醫生是省城派下來的專家，他認為藥物是消滅釘螺的唯一的最好的方式，他的研究發表在了國際期刊上，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但他輕蔑民間的土方子，對中醫和中醫藥不屑一顧，對待病人的方式是完全將其客體化。 電影中，在治療病人的緊張過程中，他要求請假去參加學術會議，受到質疑后他義正嚴詞為自己辯護，“我關心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更多的人”。他臨走時答應為苦妹買上當地買不到的中藥，誰曾想他晚上回來的時候忘記買藥了，使得苦妹的治療難以繼續，甚至可能威脅到她的生命。這時，我們終于發現他心里是沒有病人的。 羅站長主張防治血吸蟲病也要實行群眾路線，這一度遭到了劉醫生的恥笑。羅站長對病人非常關心。電影有一幕對比強烈，劉醫生開會忘記買藥，在病人命懸一線之時，羅站長淋著雨帶著藥回來了，他把身上的雨披包在了藥箱以防受潮，而自己淋得像個落湯雞；羅站長對病人家屬的情緒也照顧到位。方媽媽在知曉苦妹生病后，她希望采一些土方子草藥來治病，在劉醫生表示不屑之后，羅站長陪她聊天并將她送回了家。后來一些專家研究發現將釘螺掩埋的土房子的確是有效的，這一點也證明不加驗證地完全否定土方子是多么傲慢；最后，預防血吸蟲病，需要興修水利、清理糞便，這些都需要群眾的支持和參與才能高效完成。 這兩個典型人物之間的爭論提出了一個問題，在防治傳染病過程中，我們僅依靠專家，依靠技術路線就能成功嗎？ 此外，不僅僅是醫療科學，還有其他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做科研、寫paper的目的是什么呢？ 這部電影給出了很好的回答，在今天這個答案依然有效。 我們是否曾忘記了什么 電影中有很多場面都令人感動。 苦妹患病后哀求醫生，求求您醫治我的病，我有雙手，我要勞動，我也要和別人一樣進入社會主義； 村里人問羅站長，您見過他老人家嘛，他老人家說了什么。羅站長說他老人家在聽了血吸蟲病患病情況的匯報后，擺了擺手說睡不著； 苦妹恢復健康后對劉醫生說，感謝您救了我的病，劉醫生。劉醫生說不，是黨。 還有那些勃勃生機的人物。 電影中的冬哥那么富有健康的、陽光的魅力，苦妹在勞動的時候是那么自信輕快，普通人對未來充滿了那么多期盼，日子是那么有奔頭。 看完電影，窗外是一片燈火璀璨，在一路狂奔之后，我不禁在想，有一些東西我們好像已經忘記很久了。 內心顫抖著，呼喚著，雖然那些東西被無數次否認、逃避，但它們似乎從來都沒有離開過，等待著后來人拂去塵埃、再現光亮。